「我們不該讓少數人承擔歷史的痛苦，作為島嶼共同體的一部分，應由每個人共同承擔，才有可能大家一起往前走。」——藍士博｜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

撰文志工：張紫芃、賴郁涵
攝影志工：崇甫

轉型正義的挑戰與未來工作／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執行長　藍士博

投身轉型正義的起點
現任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的藍士博，以前曾在轉型正義相關的基金會當工讀生，而在大學期間與史明、張之豪等人的相遇，不僅開啟了他對史明的長期訪問，也促成了後來「共生音樂節」的誕生。這一連串的偶然，將他推向了轉型正義的第一線。

當記憶被刪除，未來如何書寫？

當談起轉型正義，藍士博認為「記憶」是核心。他指出，我們所想像的正義，並非天生，而是需要後天植入與持續澆灌的價值。「記憶」本身是最直接的挑戰。

對於二二八有記憶的人，現在至少70歲了，而後代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只能透過「聽聞」或「閱讀」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記憶──甚至對於當事人，「記憶」也是困難的。第二次大戰結束後，台灣人搖身一變，戰敗國成為戰勝國的國民，劇烈的轉變讓人難以立刻適應。而原先渴望回歸祖國、重生的雀躍，僅維持短暫的 14 個月──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隨之而來長達 38 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在那漫長的歲月裡，記憶被禁錮成禁忌，真相沒入黑暗，直到 1987 年解嚴後，才有重新被談論的可能，所以在台灣，歷史的討論從注定會產生很多歧見。

「失憶是人類趨吉避凶的生存機制，」藍士博強調：「但對集體記憶而言，這是必須克服的障礙。當我們每個人願意共同承擔這份歷史的重量，共同體才可能真正往前走。」

轉型正義的當代困境

一、 轉型正義的本質誤會

藍士博直言，轉型正義不可能「去政治化」。他認為，應推動的是「去政黨化」──讓議題回歸人權價值而非政黨利害。然而，台灣轉型正義之所以淪為政黨攻防，是因為加害者還在。 加害者後代仍活躍於政壇，並常以「政治迫害」為名混淆視聽。他強調，並非支持轉型正義的政黨在搞對立，而是反對、甚或現今仍存在的加害者集團拒絕面對，才讓轉型正義成了政治攻防的議題。

二、教學系統的不完整

由於台灣在民主化過程中幾乎未曾付出「血稅」，是相對其他國家較為溫和的漸進改革，因此世代間的理解難有共識。譬如過往學校課程中對二二八事件的描述總是將其簡化成族群衝突。事實上，雖然當時族群衝突確實存在，但並不是事件發生的主因。

那段歷史的複雜也是教學完整難以落實的原因。藍士博深入分析，傳播「媒介」便是造成事件複雜的要因之一。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在1947年是廣播電台，將參與抗議的民眾在行政長官公署面前被機槍掃射的事件發送出去。但由於廣播單向性的傳播性質，注定其他地區的人只能接收訊息，無法互通資訊。訊息透過電波傳遞到全台灣，各地區反應不同，也有性質相異、程度不一的抗議事件。因此只要所處的地域不同，每個人記得的二二八事件就不同。

而執政者長達四十年的記憶封鎖，使不同世代的人受到的教育造成認知差異，在教材的編寫上也因此產生許多分歧。藍士博說，這正呼應了班奈狄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想像的真實」：在群體的認同中，想像往往比真實更具力量；唯有能被想像到的真實，才真正存在於集體記憶中。

民族的抗體：多元價值中的優先價值

藍士博分享，人權及歷史教育是大國威脅下，小國應有的精神武裝。台灣作為一個小國家，人民沒有共同的記憶就容易被移植、竄改記憶。若大眾對歷史的認知未曾對齊，言論自由便容易被操弄，甚至被用來捍衛極權。

舉個例子來說，目前官方統計的2,340件賠償案例，包含800位死亡、1400多位不同程度受難者，因此被有心人士拿來操弄「二二八受害者就只有這麼少」。事實上，有的人不屑申請賠償、有的人沒有足夠的書面資料證據，甚至有的人因為害怕而帶著受害的秘密直到最後，後代全然不知，遑論申請賠償。這些被隱藏的人們，難道就不是受害者嗎？

在台灣，大家習慣保持溫和溝通，尤其涉及殘酷的歷史真相，更希望逃避面對血腥的真實。因此當我們討亂迫害人權的殘酷歷史、希望更多人知道這些歷史時，很容易被誤解為偏激、找戰犯，這些在多元的價值觀討論中都很容易發生。即使如此，藍士博仍保持樂觀，我們不需要為了不同立場與人決裂，只要持續輸出對話，便有改變對方的可能。

講座最後，藍士博分享，目前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在做一套系統，讓學校老師有完整的教案可以教導二二八。而面對社會大眾，我們也可以透過文化，譬如推出小說選、散文選，讓感興趣的人容易接觸資訊、理解資訊。他說，共同體的認知書寫就是鬥爭，是有機、持續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