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男子葉石濤 觀後心得
文／黃意淳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
*圖片取自台灣男子葉石濤粉專
「人家有阿湯哥，#我們有阿濤哥。」這是《台灣男子葉石濤》的監製林靖傑，在宣傳以及座談期間很喜歡打趣說的話，往往也會引起席間一陣會心的笑。
事實上，對於「阿湯哥」——最近又重新在台灣掀起一股討論熱度的湯姆・克魯斯，許多台灣人就算對他的種種不是如數家珍，也至少有聽過這位老牌好萊塢演員的名字；但對於「阿濤哥」——葉石濤老師，這位在台灣文壇上，佔有相當舉足輕重之地位的台灣男子，卻鮮少有人知道，就連林靖傑監製自己也說，他和導演許卉林在開拍這部紀錄片以前，對「葉石濤」這個名字，其實就跟大部分的台灣人一樣，是陌生的。
這或許也可以視作歷史斷片的徵象之一，就像我們或多或少都得靠著自行「補課」的方式，重新認識以台灣的角度、台灣的立場出發，所觀看的台灣。總有一些生份，一邊認識的同時一邊感嘆相見恨晚，諷刺的是，明明是生養哺育我們的土地，在重新認識的過程中，卻往往帶著各種生份，與意料之外。
葉石濤——許多研究台灣文學的人初初認識他，可能因為我們幾乎都是從他寫的那本《#台灣文學史綱》入門的。深綠色的封面，燙金的字，薄薄的紙頁，在那個還未解嚴的年代，葉石濤老師以一個「前政治犯」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寫下了：「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它應該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
◾「我無愛再入去矣啦！」——作家的 #白色恐怖 經驗
葉石濤老師的白色恐怖經驗，大約也是造就《文學史綱》字字斟酌，處處謹慎的文句風格的原因之一，有些話，想要透露卻又不能再透露更多，而有些話則不得不寫出來，以確保自己足以符合時局所要求的「正確性」，這造就了《文學史綱》本身就是一部情感複雜，而相當富有台灣風格的文學史著作，他既是在書寫文學史，他本身也在歷史的現場，也因此當我們在閱讀這本《文學史綱》的時候，就很難不將葉石濤老師的所經歷過的白色恐怖經驗也一同考量進來。
「用比較嚴肅的話來說，那就是死過一次的人了。」曾被羅織「#知匪不報」的罪名，而在綠島吃了三年的「免錢仔飯」。那是1951年，新生訓導在綠島落成不久，而一直到1970年泰源起義事件發生之後，又增建綠島感訓監獄，也就是「綠洲山莊」，以此集中管制泰源監獄以及各處軍事監獄的政治犯。
位於孤立離島上，從窄仄陰暗的牢房，到後來封閉的高牆式監獄，即便到現在，當我們前往探訪，也依舊可以感受到那股時至今日，依舊揮之不去的抑鬱。
原本被判五年徒刑，在慶祝蔣介石當選總統的「施恩」之下，改為三年刑期，然而，離開國家的種種「感訓」，出獄之後，等待著葉石濤老師的，是親朋好友避之唯恐不及的疏離，情治單位依舊如影隨形的監視，以及每個月定時的回報。
這是台灣戒嚴時代的政治犯所要經歷的日常，時至今日，我們可能已經很難再想像那會是一種怎樣苦悶抑鬱的生活，而就算這樣的生活持續著，葉石濤老師也沒有停下他手中的那隻刻字的筆。
一塊木板，幾張稿紙，一支筆。或者一個悶熱的空間一隅，幾本字典，幾張稿紙，一支筆。葉石濤老師的寫作環境似乎永遠是不理想的，但他卻像是帶著一股執念似的，不斷不斷地寫作，除了幾乎每個台文研究者都會拜讀的《文學史綱》以外，他也寫散文，寫小說，寫評論。
◾在島嶼上，他們相遇——文壇老前輩，與新世代藝術家
回到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最讓人驚艷的一個看點，可以說是當中穿插的，讓年輕的藝術創作者們來演繹葉石濤老師的文本。這些藝術家們包含了演員、舞者、落語家、漫畫家、攝影師……等，以他們所擅長的創作方式，針對文本做出再譯。
於是我們以另外一種方式來領略到葉石濤老師的作品魅力，而這也形成了台灣的創作者們，另一個嶄新的「跨世代的對話」：在過去，葉石濤老師評論台灣作家們的作品；而現在，年輕的藝術家也回過頭，再譯這個台灣文壇的老前輩——葉石濤老師的作品，這樣精妙的安排與對照，讓人不由得讚歎其中獨具的用心良苦。
◾政治與原欲的多重對照：從菩提樹與葫蘆巷，到潘銀花
我們也看到從戒嚴到解嚴，靈魂從收束禁錮，到逐漸解放的過程——那就是1968年的〈#葫蘆巷春夢〉，和1989年開始發表的〈#西拉雅末裔潘銀花〉系列小說的對比。
1968年，重新復出文壇的葉石濤老師，使用著隱晦曖昧，甚至帶著些許艱澀的文字，寫出城市裡一對男女之間壓抑的情慾，與兩個孤寂的靈魂。但是，一到了〈西拉雅末裔潘銀花〉，「枷鎖」被打破，原欲獲得無需顧慮的舒張，於是他的文字變得露骨，奔放，直截。
更甚者，他透過了潘銀花，去塑造出一種「大地之母」的樣貌，，那不僅僅包容且哺育一切生命的母親形象，而更是可以主宰生育意願的母親神。
在葉石濤老師的文本中，有關於原欲與政治迫害／解放的隱喻，紀錄片中還有另一次對比——〈#有菩提樹的風景〉，以及同樣是〈西拉雅末裔潘銀花〉，前者描寫自己被一雙巨大的眼睛所凝視時，萎縮畏怯的男性生理性徵，後者則是孕育每一個外來者的子嗣，充滿生命能量，打破情慾禁忌的潘銀花。
〈西拉雅末裔潘銀花〉的演繹段落，表演者蘇品文後來更在電影座談會中提到，「『母親』的巨大力量與包容性，但並不限於女性，而那是人性最美好的一刻。」
◾台語，日語，華語，台灣作家與語言多重斷裂的難關
另一方面，〈葫蘆巷春夢〉也特別以華語／台語相互交織的獨白，展現出另一個戰後的台灣作家所面臨的難關：語言轉換。
事實上，在這些藝術創作者的言談之間，我們留意到一件事：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提及了葉石濤老師在「語言使用上的特殊性」。舞台劇版本的〈葫蘆巷春夢〉，甚至不惜讓角色直接以華語唸出文本裡面的句子，來作為舞台上角色獨白的台詞！
然而這是多麽不恰當的一種表現形式啊——有些經驗豐富的舞台劇觀眾，此刻也許已經開始這樣在心底徬徨，口語和書面語之間，怎麼能夠以如此粗暴的方式來直接轉換呢？
但是當我們回過頭來，對比在紀錄片前期所接收到的資訊：隨著二戰結束，原本使用著日語來書寫的台灣作家，於短短一年之內，就必須要將書寫語言轉換為華語，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中，所遇到的生澀、困頓與不適應，是否我們也透過觀影的過程而產生一絲絲共鳴了呢？
◾台式幽默，與台灣人心內底稀微的所在
最後，作為一個台灣人，觀看葉石濤老師的作品，或者是藝術家對於作品的演繹，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了一種「台式」的幽微，如果要用台語來描述，也許那就是所謂的「#稀微」（hi-bî）吧。
攝影師林柏樑感嘆到，他拍攝葉石濤老師，進而覺得白色恐怖的陰影在他身上，沒有離開。或許他所捕捉到的，就是葉石濤老師心中那個「稀微的所在」，那是一種歷經過時代的滄桑，心中帶有滿滿的酸苦惆悵，卻難以用言語盡興表達，最後轉化為一種幽微卻帶著愁緒的幽默感，連同過去被烙印在靈魂裡的傷痕，伴著往後的歲月慢慢發酵。
而另一方面，走過這些曲折困頓的生命歷程之後，他依舊是大家眼中溫暖、慈祥、真性情的葉石濤老師。
「文學是什麼？文學是上帝給特定的人降下的天譴吧？」終其一生，像一匹犁田的牛隻一樣，在稿紙的方格子上孜孜不倦耕作著的葉石濤老師，被生活所追逐，被文字所咒詛，也被過去的夢魘所折磨。但他擔負著這樣的天譴，像背著一個十字架，卻依舊以文字承載意念與知識，在那個他確確實實恐懼著的，無法暢所欲言的時代，他卻重新拾起沈重的作家之筆。
他的天譴，或許到了今日，卻成為後人的啟蒙與救贖，也說不定——誰知道呢？
就如同葉石濤老師所說的「沒有土地，哪有文學？」觀看《台灣男子葉石濤》，其實不只是在認識一個重要的台灣文學家，也是透過文學，來重新認識台灣這片土地。
我們時常會聽到旁人羨慕其他國家，將自己的文化輸出到別的地方，進而感嘆台灣「沒辦法」、「做不到」；但我們可曾真正回過頭好好認識過台灣呢？事實上一直以來，在台灣就有一群不願意就此放棄的人，一直默默為台灣耕耘，想要讓文學的根、文化的根，重新定著在台灣，只盼望著往後還可以繼續茁壯地成長、開花、結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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