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至1987年，台灣從戒嚴到解嚴，台灣人對於平等、自由、民主的想望壓抑了近四十年。
身處於2020的台灣，我們對政府的意見毫不遮掩，我們在巷口在公園在早餐店在社群上高談闊論政治，我們毋須擔心聲音「被消失」。而我們如今的日常卻是過去台灣人民的奢望，台灣人的言論自由也不是真的「睡一覺醒來，台灣就不一樣了」這麼簡單。
今日的主講人陳彥斌，曾任望春風電台的台長，對於地下電台是如何推動台灣民主如數家珍；另一位主講人周馥儀，在博士論文中研究台灣電台發展史，由於當年電台的聲音被保存下來的相當稀少，在資料蒐集上也常面臨郭公夏五的狀況，對於今日陳彥斌帶來的電台故事如獲至寶。今日兩位在好民文化協會暢談電台，猶如展開一場古今對讀，撼動無數與會人的心。
電台，在二戰期間是為國家重要的「心戰工具」，透過電台放送敵國民謠以鬆懈士兵的戰意，著名的「東京玫瑰」即是一例。周馥儀表示「國民政府迫遷來台時，檢討了在中國地區的失敗原因，其一即為心戰上的力道不足」，因此對國民政府而言電台對外是戰爭武器，對內則為掌控人民思想的工具。戒嚴時期國民政府透過電台放送，將竊賊廖添丁包裝成「抗日義賊」以煽動人民的抗日情結，陳彥斌表示「當時的收音機每一台都要列編號受政府管制，壞了要修理也要有官方證明」。
但對於當時台灣人民而言，電台裡的「民間故事」才是吸引他們收聽的原因，陳彥斌在席間分享了兩則他小時候在電台裡聽到印象深刻的民間故事，一則恐怖驚懼、一則逸趣橫生，因此電台無形間也成為了形塑「台灣鄉土文化」的重要推手。
電台的重要性從幾處可見，第一是二二八事件時，民眾首先佔領的便是現今二二八紀念公園內的臺灣廣播電台，透過廣播，台灣各地紛紛響應，事件迅速擴散至全台；第二則是解嚴後逐漸解除的黨禁、報禁…等，直到最後才是電台，電台儼然成為了國民政府掌權的最後一道防線。
在戒嚴時期，電台，是國民政府的禁臠，要成立電台都得要有黨政背景，今日看到的中廣、正聲…等皆在其列，民營電台也不例外，其中唯一一家由台灣人主導的電台「中興電台」也都得透過黨政背景的登記人才得以受准成立。中興電台副台長周進升窮盡自身之力撐出台灣人的媒體空間，播報時援省議員的言論來批評政府，諸多內容令國民政府頭痛不已，周進升無疑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被監聽站上書其觀念偏狹、內容不切實際、影響聽眾心理、用禁制的日語播報，因此周進升的節目一度遭到政府禁播。
在監聽站的報告中當時台灣電台最多的違規項目中，第一是播放禁歌，第二則是劇本（放送內容）未送審，可見當時要發出屬於台灣人的聲音是何其困難的事。
直到1990年，地下電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即便台灣解嚴，政府對於電台的合法登記程序依舊苛刻。政府不希望這些電台存在，卻反而造就了地下電台的逆勢崛起。
陳彥斌直言「應該叫做地下『民主』電台」，地下電台百無禁忌、大談政治、為政治人物助選，成為了許多人收聽的選項。1993年許榮棋更在台灣之聲上首創聽眾CALL IN，讓地下電台在當時的台灣迅速颳起一陣旋風，人人都想發出自己的聲音。地下電台成為了民主的重要推手，陳彥斌作為台中在地電台「望春風電台」台長，更將望春風電台定位成「社運團體的發聲管道」，將固定時段給社運團體認領以「發出台灣人民的聲音」。
台灣地下電台的盛行更是在1996年總統大選後更是推到了極致，此後的選舉，支持者為了增加自己屬意的候選人的聲勢，無不卯起來CALL IN到電台為候選人拉票，電台上的聲勢更是每位候選人都不可忽視的。
計程車司機們是為地下民主電台的重要擁護者，當時為藍領勞工喉舌的政治人物近乎不存在，計程車司機們代表著台灣最基層的勞工，在地下電台發出一陣又一陣綿長而深層的怒吼。
因此在後來的地下電台抄台行動、陳水扁市長選舉中，運將都扮演了重要支持者的角色，掀起無數插曲。陳彥斌更提到一項有趣的現象「過往運將傾數支持民進黨候選人的陳水扁，時至今日卻成為了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的擁護者」，其對於在野、草根的偏好可見一斑。
台灣媒體發展至今可謂百花齊放，而電台的發展卻預示著注定走向衰退的未來。台灣人對於電台的黏著度逐漸下降，紛紛轉向網路媒體平台、社群上發表意見，聽眾量下降代表著營收的下降，台灣電台接連面臨經營上的困境。
其中陳彥斌提到最令人擔憂的就是「中國大量資金的投入」，中國共產黨政府為了特定的統戰目的，鎖定許多面臨經營困難的電台，給予資金並要求播放由他們提供的錄音檔，這樣的案例數見不鮮。
而周馥儀則提及中廣及正聲電台的轉型正義議題，這些電台皆為國民政府當年接收自日本政府所留下來的，其應屬於台灣全體人民共有的財產，如今卻成為特定政黨團體的私有物。
這諸多議題都亟需我們持續的關注及發聲，「台灣人的民主推手──地下電台未來會否成為無形文化資產？」這是周馥儀為我們留下來的一個疑問，只待我們用時間、用行動來找尋答案。
活動側記：鄒尚恆 / 2020自由路上藝術節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