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0909王育德逝世】

2023年9 月12日

 

 

【歷史上的今天——王育德逝世】

「我猶記得彼時陣,我去共你拜訪
(guá iáu kì-tit hit-sî-tsūn, guá khì kā lí pài-hóng)
足好的一片日光
(tsiok-hó ê it-phiàn ji̍t-kng)
魚仔咧泅水,樹仔咧抽懸
(hî-á leh siû-tsuí, tshiū-á leh thiu-kuân)
花嘛差不多攏開矣
(hue mā tsha-put-to lóng khui--ah)」——寫於2021年09月09日,拜訪王育德紀念館後

王育德(Ông Io̍k-tek),生於1924年01月30日,年少時曾經前往日本,就讀於東京大學,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王育德的學業被迫中斷。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我們在今年年初介紹的王育霖先生嗎?他是王育德的哥哥,也是台灣人在日本時代的第一位檢察官,然而,因為他公私分明的辦案態度惹怒了國民黨政府當局,後來在1947年03月14日遭到逮捕,從此之後杳無音訊。

在李筱峰教授的《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中,根據王育德的說法,王育霖是在同年03月31日,被槍殺之後棄置於淡水河,而王育德則在哥哥受難之後,也帶著妻兒逃亡至香港,並在1949年轉往日本,同時也接續完成未竟的學業。

在日本的這段期間,王育德曾經加入過由廖文毅所主導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只不過,兩人在面對台灣的歷史、獨立運動與獨立精神的種種見解,卻不盡相同,因此在短暫的合作過後,就分道揚鑣。
其中王育德這方面,便以學術作為基底,以筆作為武器,開始了各式各樣的台灣研究的工作。

1960年02月,王育德與當時留學於東京大學的黃昭堂等人,共同成了「台灣青年社」,同時也創辦《台灣青年》雙月刊。在《台灣青年》的發刊辭中,他們也對這本刊物的歷史做了追溯,說明其承襲自1920年代,由林呈祿、謝春木、黃呈聰等人創半的同名雜誌,立志要延續這份追求台灣人自由與幸福的精神,並且企盼可以激發海外台灣人的台灣意識,持續爭取台灣人的支持,推動台灣獨立的運動。

1964年,王育德完成了著作《台湾:苦悶するその歴史》(台灣:苦悶的歷史),他在書中以通俗的方式,闡述了台灣的歷史脈絡,也成為許多台灣留學生對於台獨意識的啟蒙著作,而直到1979年,這本書才有了華文譯本。

此外,王育德對台語的語言保存工作,也下了很大一番工夫。「語言是民族的靈魂」,因此流亡海外的他,不僅在當地以日文來教授台語,同時也為台語文編寫辭典、學習書籍等,出版成《台語常用語彙》、《台灣語入門》、《台灣語初級》等書。

晚年的王育德,則致力於為台籍原日本軍人爭取補償與相關的權益。這些所謂的原日本軍,可以說是台灣人在歷史上最矛盾深痛的傷痕之一。因為在過去,他們正是因為殖民政府的徵召,前往第一線作戰,但在最終卻成了帝國的棄子——有些人並不知道戰爭結束,仍然躲藏在東南亞的雨林裡,有些人則是回到了台灣,卻沒有管道與制度來取得補償撫卹,彌補自己因為參與戰爭而留下的損失。

隨著不少台籍原日本軍開始出面爭取撫卹,許多對於他們的處境有所同情的日本人,也開始與他們產生合作。1975年12月31日,雙方組成了「台灣人原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並由王育德擔任秘書長,自此開始積極透過街頭宣講等活動,廣泛引起日本社會對於這項議題的關注與討論,並且持續向日本政府施壓,爭取自身的權益。

1985年09月09日,王育德因為心肌梗塞逝世於日本。雖然再也沒有回到台灣,但王育德卻把自己的一生,全部都奉獻給了台灣。他發行報刊,闡述台灣意識,啟蒙了許多海外的台灣人,而這些台灣人在後來,也成為了台灣獨立運動上非常重要的前輩;他投入台語文的研究,把台語做系統性的整理,並且也積極地推廣台語的教育,為台語文的教育奠定厚實的基礎;他重視台灣的人權,並且實際付出行動來爭取。

現今在台南市吳園座落著的王育德紀念館(Ông Io̍k-tek-museo),以生動多樣的方式,展示了王育德過去的遺物、著作、刊物、教學錄音,甚至還模擬了他的書齋。趁著這個連假,不妨到那裡走走,一起來認識這個特別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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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講座 ×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

殖民的延續與抵抗:後殖民視角下的鄒族集體性與白色恐怖經驗(1949-1987)
時間:5/3(六) 14:00-16:00
地點:好民文化行動(台中市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在戒嚴與威權統治交織的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族並非僅是被忽略的歷史背景,更是深陷「內部殖民」治理的核心場域。本講座採取少見於主流白色恐怖研究的後殖民視角,以鄒族為例,探討國家如何透過語言政策、行政體系與敘事建構延續殖民秩序,並分析在壓迫中,族群集體性如何展現出韌性、重構與抵抗的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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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座不僅回顧鄒族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經驗,更關注原住民族如何在殖民治理邏輯未曾終結的情況下,持續反思並重構集體主體性。這段被主流歷史書寫所忽略的經驗,至今仍深刻影響鄒族的政治參與與文化實踐,也為理解台灣轉型正義提供不可或缺的關鍵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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