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0702陳文成事件】

【歷史上的今天—0702陳文成事件】

照片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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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了台灣鄉土，離開了台灣人的立場，一切是空的，是不實在的。」
——陳寶月（陳文成的姊姊）轉述陳文成之語

陳文成（Tân Bûn-sîng），1950年01月30日，出生於台北縣（今新北市）林口三塊厝。

陳家在過去可以說是地方上的望族，其曾祖父、祖父都是當地有名的木匠師傅，專門修建廟宇；而其父親年輕時曾經營過茶葉生意，無奈在戰後遭逢經濟不景氣，茶葉公司也因此倒閉。
陳文成出生時，家境雖然貧困，但他的母親對於孩子的教育仍然有所堅持，寧可變賣土地，也要讓孩子唸書，對於孩子的栽培很是用心。

陳文成在國中階段，以第一志願考上大同初中，之後進入建國中學就讀。1968年，他以全國第二名的成績考上台大數學系，個性爽朗、熱情的他，成績一直都名列前茅，是同學眼中的「王牌」、「大牌」。
1975年，陳文成獲得美國密西根大學提供的獎學金，並前往深造，在隔年考取美國保險公司的精算師頭銜，並在獲得碩士學位後，又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1978年，年僅28歲的陳文成，獲得密西根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他在統計學方面頗有鑽研，也為此領域提供相當的貢獻，頗受學術界的重視。其後，陳文成獲得卡內基梅隆大學的聘書，開始擔任助理教授，幽默詼諧的上課方式，也頗受台灣留學生歡迎。

過去在陳文成的成長過程中，他對於台灣的政治環境與現況，事實上也一無所知，但他在美國求學、任教的期間，參與了同鄉會的活動，以及目睹國民黨派出的職業留學生打小報告的行徑，自此之後，他轉而開始關心台灣的政治議題、參與政治活動，也會在同鄉會的通訊刊物上發表相關的文章。

當時，他會在每期的《安娜堡鄉訊》上介紹一位台灣本土作家以及其作品，甚至還曾以「曉帆」作為筆名，發表過一篇文章〈徬徨〉，文內道出他對於改革、進步的迫切希望。
誰知道，這時候的陳文成，事實上早已經被職業留學生給注意到。

70年代後期的台灣，正處於時代的十字路口，徘徊流連。
國際間的孤立，以及國內日漸浮上檯面的民主聲浪，在在向舊時代的威權政治產生新一波的威脅，但古老龐大的黨國體系，怎麼可能就此放手呢？

於是，威權政府對於人民的壓制手段，也越來越重。

1979年，《美麗島雜誌》即將創刊，陳文成則積極在美國為其募款，並將款項寄給美麗島雜誌社的總幹事 施明德。然而，隨著年末美麗島事件的發生，陳文成推動募款的事，也變成後來當他返回台灣後，遭到警總約談的導火線。

1981年05月20日，陳文成帶著妻子以及新生的孩子回到台灣。然而07月02日的上午，他在家中被三名警總人員帶走，並在隔日07月03日，被人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而一直到被通知前往殯儀館認屍以前，他的家人都未能接獲任何音訊。

那一年，他31歲，回到他心心念念的故鄉，卻也就此長眠。

有關於陳文成的死因，警備總部發言人最初的說法是「畏罪自殺」，這樣的說法當然遭受到外界強烈的質疑，後來則改口聲稱是「意外死亡」，如此前後不一的說法，再加上陳文成生前的遭遇，不免讓人往政府當局介入方向去推測了。

而根據美國法醫病理學家韋契特的看法，陳文成的死因極有可能是謀殺，至於自殺以及意外死亡的說法，因為各有破綻，都站不住腳，再加上政府當局對於案件的處理態度前後不一，他於是依舊抱持著「中華民國政府某些部門，可能涉及陳文成死亡案」的看法。

可別忘了，在此前一年，台灣才剛發生過林宅血案以及美麗島軍法大審。宰制台灣數十載的黨國機器，依然如同一隻將死未死的蜈蚣，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依然能以泯滅人性的殘酷手段，單單只為自己的權力私慾而任意撲殺異己。

2019年12月29日，國史館首度出版《陳文成案史料彙編》，從裡面可以看見當年警總與陳文成對談的錄音帶譯文，令人失望的是，譯文內容依舊不甚完整，但我們已經可以從中看見，當年警備總部如何對陳文成步步逼迫，「擠牙膏」式的審訊方式。

「我像個溫度計一樣一直測你，試到一個溫度你就會講出來了。」

從警備總部保安處第三組組長——鄒小韓的這句話，我們更可以看出，當年的秘密偵訊，如何帶給受偵訊者遠大於肉體上的精神凌遲。在鄒小韓一一揭露陳文成身邊友人的間諜身份，透露陳文成的行跡早已被情治單位完全掌控，同時也在威脅他，試圖逼出更多口供。

即便深知自己面臨多麽危險的處境，即便在緊張、壓迫的情況下，陳文成也不惜賭上將對方惹惱的可能性，陪鄒小韓兜著圈子，無論如何，都極力避免具體回答相關的人事物，警總不知道的，他就緘口不提。
而另一方面，對於自己的政治信念，陳文成依舊謹慎地護衛著。

「你在海外這幾年為台灣做了什麼？」
「我一直希望台灣進步。」

雖然在解嚴之後，有關於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的相關調查一直在陸續執行，但一方面由於年代久遠，另一方面則主要是因為有關單位消極推託的態度，許多重大案件如林宅血案、陳文成事件的真相，始終沒辦法找到關鍵性的證據以及突破點。

如今，審訊陳文成的鄒小韓，早在解嚴同一年的夏天，就風風火火地移民美國，即便監察院想針對陳文成案重啟調查，卻找不到失蹤的檔案，也聯繫不到鄒小韓。
另外，國安局也堅持陳文成案的檔案要滿50年（也就是2031年）才能公開。

現在當我們走在台灣大學的校園內，我們固然可以看到2021年啟用的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看到「紀念一位堅決抵抗國家暴力的勇者」的紀念碑文，但這對我們而言，難道就已經夠了嗎？

陳文成的姊姊陳寶月，曾在1991年的訪談中提到，「如果台灣的民主運動需要鮮血襯底，如果台灣的光明前途需要屍體鋪路，或許就是陳文成短短一生的意義吧。
至今我仍時時張望，時時考量。我希望，我真的希望我的弟弟陳文成沒有白死。」

距離陳文成事件已經過了41年，我們得到的結論，終究卻還只是一句「他殺可能性高，警總涉有嫌疑」而已。有關的線索，不是被銷毀，就是繼續塵封，公務體系層層掩護的態度，實則令人心寒。
而也許，身為公民的我們，是可以在民間形成一股壓力，來向我們所監督的政府進行施壓的呢？

我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還給陳文成一個真相、一個公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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