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12《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座談側記

2023年3 月21日

「多元的社會即是能夠尊重各種不一樣的視角」-曾文珍導演

0312《春天-許金玉的故事》座談側記

文 / 議題組 耘馨

●因緣際會下揭開過去的旅程

「當時在南藝大的一場演講中,聽見許金玉女士分享她八十多歲了,仍然繼續學習使用電腦,對於當時的我而言相當的震驚,是什麼樣的經歷讓一位年邁的長者,仍舊努力學習呢?」這是曾文珍導演與許金玉女士的第一次相遇。這樣一位勤奮努力、不厭其煩向大眾訴說白恐經歷的女性,以及她背後艱困坎坷的故事,曾導演就這樣被她所吸引。

「因此我決定要拍一部以這段歷史,以及女性為主的紀錄片。」曾導演隨即透過系上教授與許金玉前輩聯繫,展開了這趟相當艱辛的旅程。當時導演拍攝的時代背景,與白色恐怖相關的政府公開檔案極少,關於這段歷史的口述歷史也不多,僅能從幾本書裡,慢慢爬梳這段從未出現在課本的歷史,儘管過程相當不易且辛苦,但在拍攝、訪問、整理史料的過程裡,曾導演也漸漸的讀懂,並且更加深入了解這段歷史的脈絡。

●「我不但沒有後悔,還是越來越加強我的信念」

與許金玉牽連一起的歷史,即為1950年的「台灣省工委郵電總支部案」。而故事得從國民政府來到台灣後說起,在郵電局工作的許金玉和同事們,在日常生活中大多還不太會使用國語,在文件往來、行政處理或者與顧客對應上都稍有困難。

因此郵電工會舉辦了「國語補習班」,由兩位外省教師——計梅真和錢靜芝來為他們授課。剛開始學生們都不太信任這兩位老師,但隨著學習的時間越長,他們發現老師們教的不僅是國語,更多的是權益、階級不平等社會性的議題與探討,實際上國語教學僅佔課程的一小部分,帶給他們的是前所未見的人生觀、世界觀與價值觀。也因為這些思想和理念的交流的基礎,讓他們更意識到自身勞工的權益,進而走上街頭,1949年3月展開爭取台灣省員工與外省員工的「同工同酬」遊行。

幸運的是,這場遊行串連起全台各地的郵電工人,因此他們如其所願的獲得所爭取的權益。然而悲慘緊接後頭,這群台灣戰後工人運動的先鋒們,遭到政府當局的秋後算帳,許金玉前輩也被官方以「參加叛亂之組織」為由,處以十五年徒刑,同為補習班的同學們也陸續遭到逮補、判決,共計33名。而計梅真和錢靜芝兩位教師,當局則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國家政權」為罪,雙雙遭到槍決。

如今我們很難想像,為了自己的權益竟會遭到如此的對待。透過事件過後半個世紀的紀錄片,從許金玉前輩堅定的眼神、肯定的語氣裡,表達出她從未後悔這一切,反而相當感謝受到計老師的影響,開啟她走向工運這條路。

●從未遺忘理想,步步前進邁向希望

猶如曾導演所說:「就像從小牢轉到大牢」,離開了囚禁自由的牢後,特務的監視、人們異樣的眼光、社會上的不認同、諸多原因導致工作不易,背負著「匪諜」、「共匪」繼續生存在社會這座更大的牢籠裡,想逃也逃不出去。在片中提到所謂「同志愛」,亦即同為政治犯在想法上、生命脈絡較為相似的原因,更能夠共感彼此的處境,進而成為朋友或結為夫妻,出獄後的許金玉前輩也如所述的狀況下,透過難友馮守娥與陳明忠夫婦的介紹下,認識了同為政治犯的辜金良前輩並結為連理。

之後夫妻倆在屏東開了間皮蛋行,據員工們表示都相當受到夫妻倆的照顧,「我們能夠的話,還是要盡量照顧人家,這就是我的意願」許金玉前輩說道,而她也秉持著一貫的信念,關懷弱小與有困難者。許金玉前輩還提到:「在獄中時,就思考著要如何才能夠繼續完成死難同志們的理想」,她的行事原則與她的話相呼應著,背負著同志們的想望,盡力地朝著理想社會的方向邁進。

●純粹性的理想追求

從紀錄片的片段中,能瞥見許金玉前輩與同學們,都相當深信真正得到自由的那天,就是回到祖國的懷抱。曾導演在映後座談提到:「我覺得這群長輩是一種很純粹對於理想社會主義的追求,這與當時社會上的政治立場相當不同,儘管如此我仍決定,必須很忠實的去呈現他們的想法」,這純粹性的追求某種層面來說,亦是建構出許金玉前輩這一生的走向。

在現今這個民主自由的台灣社會中,不論何種政治立場的支持,都是出於個人的意志與自由。互相尊重與理解,是過去威權時代所缺乏,也是我們需要盡力維護的珍貴價值。
 

所屬好民思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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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講座 ×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

殖民的延續與抵抗:後殖民視角下的鄒族集體性與白色恐怖經驗(1949-1987)
時間:5/3(六) 14:00-16:00
地點:好民文化行動(台中市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在戒嚴與威權統治交織的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族並非僅是被忽略的歷史背景,更是深陷「內部殖民」治理的核心場域。本講座採取少見於主流白色恐怖研究的後殖民視角,以鄒族為例,探討國家如何透過語言政策、行政體系與敘事建構延續殖民秩序,並分析在壓迫中,族群集體性如何展現出韌性、重構與抵抗的能動性。
我們將從三個關鍵時期切入:1949至1954年間,鄒族領袖高一生推動「新美集體農場」,展現出部落自主治理的構想,卻遭國家以政治理由鎮壓,成為族群創傷的開端;1955至1969年間,國民黨政權推行「山地平地化」政策、設置山地黨部並推動說國語運動,系統性地削弱鄒族語言、信仰與決策體系,迫使族人從公開政治實踐轉向文化記憶的隱性保存;1970年代起,隨著社會逐步鬆動,鄒族開始於文化場域回應殖民敘事,特別是1980年代針對「吳鳳神話」的批判行動,展現深層的歷史對話與身份重建。
本講座不僅回顧鄒族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經驗,更關注原住民族如何在殖民治理邏輯未曾終結的情況下,持續反思並重構集體主體性。這段被主流歷史書寫所忽略的經驗,至今仍深刻影響鄒族的政治參與與文化實踐,也為理解台灣轉型正義提供不可或缺的關鍵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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