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側記】轉型正義小旅行

側記：之助／2022自由路上藝術節志工
攝影：意淳／2022自由路上藝術節志工

台中是二二八事件中反抗最激烈的地區之一，緊接而來的全島屠殺與白色恐怖，使相關的人名與組織成為了禁忌的話題。本次轉型正義小旅行，由林良哲老師帶領我們一同探究城市中不為人知的歷史。

前導──戰後至二二八事件的台中
為了增加民眾與此次行程的連結，良哲老師於出發簡述了台中地區戰後至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情況。
在國民政府剛接收時，民眾大多因「回歸祖國」而歡興雀躍。然而，素質參差不齊的軍隊、貪汙腐敗的官員和國共內戰造成的糧食短缺，讓這「祖國夢」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幻滅。作家吳濁流在其著作《 台灣連翹》P.169 中提到民間流行的民謠：
台灣光復真吃虧
餓死同胞一大堆
物價一日一日貴
*阿山一日一日肥
*「阿山」為當時對外省人的貶意說法，曾去過中國留學的台灣人則被稱做「半山」
生活比戰前更加艱苦、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矛盾日漸加深，最終導致二二八事件。事件發生時，台中民間主要分為兩股勢力，第一股勢力由仕紳所組成「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和「保安委員會」，以較為保守的方式為失能的政府維持地方治安，也希望藉由與國民政府和平協商來處理局勢；另一股勢力則由民軍組成「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及後來改組的「二七部隊」，採取較激進的做法，佔領警局、教化會館、台中廣播電台等地區，以武裝自身的方式保護台中地區。
本次的走讀地點，正是圍繞著與二七部隊相關的地點進行。

抗爭的史蹟──走訪二七部隊的歷史現場
台灣大道旁的龍心百貨，在日本時代是名為「#台中座」的劇場，戰後改名「台中戲院」。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此處成為1947年3月2日舉辦市民大會的地點，那天前來的民眾幾乎塞滿容納2000人的室內空間，在會議上，台灣第一位女性革命家 #謝雪紅 被其伴侶楊克煌推舉成為主席，民眾也決議在會議後進行遊行示威。

走在午後的民族路，良哲老師指著頭頂上一塊寫著「老屋拉皮」的招牌，表示這裡原是日治時期的「台中市民館」，也是謝雪紅在市民大會隔天，成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的地點。就在同一天，國民政府的軍隊在街上開槍掃射，民軍旋即與其展開交火。

來到公園路與繼光街口，看著路口麵攤老闆忙碌的模樣，很難想像在75年前，此地為民兵戰鬥最激烈的地點──教化會館。日本時代用來舉辦展覽、教育民眾的地方成為國軍駐守的戰場，槍聲從黃昏持續到夜晚降臨。最後由民眾切斷電力、開入消防車佯裝火攻，才使國軍投降。 

消失的名字──被沉默的知識分子
1947年3月8日，國軍21師自基隆港登陸，旋即展開全島屠殺。台中地區的仕紳見局勢不穩，民兵系統也不穩定，為避免市區遭到牽連，於是於台中州廳解散委員會並銷毀相關資料。台中兩大反抗勢力就此分裂。兩天後，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的成員林連宗律師在台北失蹤。隔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民眾代表」——陳炘被吉普車帶走，兩人至今仍下落不明。

3月12日，眾多仕紳、商人於台中市街募款，籌措資金興建歡迎國軍的牌樓。二七部隊則撤往埔里，避免於市區交火而傷及市民。

如今，林連宗的律師事務所原址早已築起新的大樓，入口處「連宗大樓」的字樣，是其女兒在被迫沉默的年代，為父親所做的無聲紀念。而市政府也在入口左側設立了解說牌，讓路過的民眾得以知曉過去發生的歷史，但林連宗律師的死亡時間，仍寫著一個問號，似乎在對我們提問：「過去的真相是否已經查明？」

昂貴的送行──走讀路線中的不當黨產
在提到當初委員會解散的地點──台中州廳時，良哲老師也不忘提起其對面的官署建築──台中市役所，該地戰後曾租給國民黨作為黨部使用數十年使用。後來才由市府編列3000多萬的預算使其「搬家」。黨部搬遷的經費由市民買單，著實弔詭，然而這並非唯一案例。

市民大會舉辦的台中座，在戰後作為日產，照理應收歸國有，但國民政府卻將其交由中影管理，後來更將其地權賣出。看著良哲老師拿出當年的營利事業登記證，看似合法的經營，更顯其諷刺。

在過去維權的時空背景下，類似的不當黨產案例多不勝數，如何將這些地方的產權和責任送回其歸屬之處，成為轉型正義必須面對的問題。

尾聲──我們的歷史由誰來定義？
旅行最後，我們來到台中女中對面的大同國小，台中女中在二二八事件時名為「台灣省立台中第一女子中學」，當時校園停課數十天，學生家長與婦女會成員每天製作飯糰作為補給品。敘述這段歷史同時，良哲老師也為我們補充二七部隊最後的故事：

謝雪紅於深夜離開了埔里，留下二七部隊繼續與國軍戰鬥，隨著國軍逐漸突破防線，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二七部隊最終於山林中解散。

二七部隊成了謝雪紅的棄子，然而謝雪紅投共後也成了中共的棄子，在文革中慘遭批鬥致死。

「沒認清局勢也好，堅持理想也好，深思這個事件，以後應該怎麼做，才不會讓這種事件再次發生。我們必須堅持民主、自由的道路。」

良哲老師也特別提到，中共因為謝雪紅的存在，將二二八定義為共產黨策畫的武裝起義，中國郵政甚至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周年發行紀念郵票。但郵票上人民拿著五星旗的畫面，明明在二二八事件中從未出現過。

而日本時代即存在的大同國小，舍外仍豎立著一尊蔣介石銅像，望向台中女中的校門口。二二八事件中派兵屠殺的領導者，後來竟被奉為民族救星，威權時代的個人崇拜至今仍遺留在校園中。

兩岸、兩個政權對台灣歷史的定義皆是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在自由民主的今日，我們是否能取回自己的話語權，找回自己的歷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