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側寫】潛伏的意志：我在台中賣禁書

側記：Cony／2022自由路上藝術節 議題行銷組志工
攝影：意淳／2022自由路上藝術節 攝影紀錄組志工

「廖為民老師當時做的事，就如同在黑暗中仔細地守護著一道微弱的光。」主持人引書店店長陳沛穎說道。

「禁書」聽起來好像是過去的事，雖然現在的我們已經不用面對限制言論、打壓人民的威權政府，但我們真的完全自由了嗎？並沒有，我們仍然會因為商業、政治等等因素，自我審查限縮言論自由。
當我們面對的不是威權人士，而是數位監控的時代，我們該何去何從？

［潛伏的意志］

「當時的我大概買了兩萬本書，卻只讀了三千本，大概15%而已，沒讀的書就留著當資料⋯⋯還記得大學的時候，中央路有很多書局，也包括很多黨外的書籍...那時候的書的價格大概都4塊，另外一些像文星雜誌就6塊、8塊。」老師用輕鬆的口吻，娓娓道來關於收藏禁書的故事。

那個時候，出版書籍不像現在這麼簡單，必須將手稿送到打字行打完之後，才能夠出版。而警總也會從中攔截手稿，藉此比對筆跡、調查作者並進行監控。因此黨外雜誌的作家們，都用筆名、不用真名，甚至連手稿都要請別人重新謄寫過，才能夠送出去。

「當時鄭南榕的雜誌社就很厲害，他把所有編輯、打字的工作都集中在雜誌社裡，鄭南榕自己去收取機密件，親自坐在打字小姐旁邊一邊抽菸、一邊看著她打，打一張收一張。」

除了出版自由受到限制外，政府文化部的人也因為政府祭出了高額獎金而努力查緝禁書。老師也多次因為這些禁書的關係，被請去喝茶，被查緝人員威脅要用檢肅流氓條例來查辦。

［夾縫中成長］

但在這樣高度壓迫的環境下，難道就要放棄嗎？老師笑著說：「我們那時候就是一個共犯結構、利益交換。」

「他們一次從我這裡拿100本去上交每個月的業績，比自己去一本一本搜還要快！」

用一小部分的書來換取安寧，甚至消除交通罰單，不像其他的雜誌社，老師以生意人的角度與這個威權體制斡旋。

在李登輝當省主席時，蔣經國希望他關注更多黨外的事物，所以台灣省新聞處直接打給老師的出版社，要求他們提供黨外刊物，連被查禁的都要，站在這樣的立足點，換成出版社更有機會跟他們談條件！

採取彼此互相需求、有商有量的合作方式，老師每週經手的雜誌大概五萬本，在1980-1984年間，經手超過600萬本以上的黨外雜誌，配送到中部超過400家的雜誌社！

［燦爛永遠不遲］

「我們都會遇到自己的時代，要在自己的時代找亮點，經手那些雜誌就是我的使命。把那些連圖書館都不能擺放的書，能保留一本是一本！」

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對老師來說，他就是剛好在那個時代，做好自己的事情。老師也鼓勵在場的朋友：不論你年紀大或小，找到一個目標，堅持做下去就好！

［莫忘曾經的掙扎］

至於，轉型正義該走向何處？

「當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佈能夠在教科書中成為專章，成為義務教育的一部分，那才能夠算是一個階段性任務達成，至少，能夠讓這些曾經發生過的歷史，透過教育變成一個常識。」老師說。

老師也提到現在的許多公民團體，都很努力的在辦活動，提升大家的意識。

對此，好民的執行長芳如也補充說道：「我們是做越多，就會發現越不了解！」雖然在過程中會非常辛苦，但往往收穫最多的是參與在其中的我們！

［帶著自由的靈魂走向未來］

「我覺得獨立思考就是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也知道自己怎麼去做。」引書店店長陳沛穎在最後總結時說道。

貫穿整個講座的兩個主題就是言論自由跟獨立思考，我們如何在這個時代內容的節點長出屬於自己的方式來面對？從老師的經驗中，我們也得到了勇氣與啟發，在這個屬於我們的世代一起維護那道自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