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民訪調新聞稿:電影果然要一群人看才夠味

2017年10 月16日

文/招弟(老電影訪調志工)

對1980年代出生的我而言,並不那麼熟悉台灣老電影,我們錯過台語片的黃金時代,沒參與到瓊瑤的三廰愛情故事,更別說揚名國際的武俠片盛世。我反而比較認識劉德華、周星馳和成龍主演的港片,不過因為錄影帶業和第四台的興起,這些電影也不是在戲院裡看。少數跟大家一起看電影的記憶要回溯到小時候的廟會,那時候最常播的是好小子系列,晚餐後,小朋友們一定準時相約在台前集合,開心歡笑一整夜,那時候的我們好單純,笑點好低……(遠目)。長大後,我們學會去戲院看電影,或上網或租DVD在家自己看,很少機會在這種有些正式又不太正式的場合跟陌生人一起看電影。直至今年九月參與修復老電影放映台中站計畫。

由於計畫要與民眾進行訪談的緣故,在活動開始之前我們幾個工作人員就搶先看了在好民文化協會播放的三部「俠義之士」主題的電影:大俠梅花鹿、俠女與龍門客棧。雖然都是經典之作,但由於已有多部電影對他們致敬,因此當年創新的各種手法,如今看起來就是復古懷舊,若沒有參與那個時代,或不了解當時的時空背景及這部片在影史的意義,可能看完的感想只有:嗯,古早人的品味真是獨特。不過在影展開跑後又再看了一次這三部電影,我驚訝地發現電影變好看了!

電影還是一樣,但不同的是有更多人一起看電影,就像小時候在廟埕看電影,我們也許忘了電影在演什麼,但我們還是會記得當時的氣氛。李先生(53歲)是我訪談的第一位民眾,雖然住在彰化,但這次影展他幾乎場場皆到場參與。到影展後半段,還會帶些小點心讓與工作人員一同分享。他說他從小就很喜歡看電影,在武俠片正紅時,父親帶他去看「血滴子」(1975),那時他年紀還小,被裡面的血腥畫面嚇得印象深刻。他說他其實比較偏愛文藝片,無奈小時候的他沒有選擇權,直到上了高中,認識了戲院的放映師,他才能夠自在地沉溺在電影的世界裡。

說到沉溺在電影的世界,就不得不提到在這次影展中的一位電影狂人x先生,我並沒有談訪他,但全場沒人不知道他。他號稱看超過萬部電影,拿手絕活是獨步全球的電影接龍(但實在講太快了,我們都聽不出他接到哪去了),手裡拿著一本電影書籍,上面有無數個知名電影人的簽名(他說這上面的簽名有一半的人都離世了),包括影響他最深的胡金銓導演。他對「俠女」、「龍門客棧」,可不止是聊若指掌,說倒背如流也不誇張,不只是劇情,包括這部片在當時在各地的票房成績,導演和拍攝過程的八卦,延伸到拍攝場景,戲中主角配角們的故事等等,只要你不按停止鍵,他可以一直一直講下去,許多資訊可是google上找不到的。只要有他到的場次,就會看見他熱情地跟大家分享他對電影的知識,對他而言,這是難得遇見電影同好的機會,畢竟台中關於電影相關的藝文活動實在太少。

除了認識同好,這裡還有更多的情感交流,我覺得這次活動,最棒的是「重溫彼時老椅寮」的概念。來這裡地方看電影,大家不用像在電影院裡那麼拘謹,或站或坐,不用對號入座,朋友來了,隨興地拿張椅子就坐到旁邊,座位沒有戲院舒適,但人與人的距離更近了。我看見有一群大姊都相約到此看電影,藉由看老電影,一起回憶當年,或是聚會聯絡感情。我也看到一家大小,祖孫三代同來,雖然椅子不太好坐,甚至電影播畢時已過他們的睡眠時間,但長輩依舊聚精會神,直到結束才離開(我懷疑若不是有這次老電影的活動,會有全家出動看電影的機會嗎?)。當然最重要的是一群熱情的年輕人安排這一系列的活動,從找經費,寫計劃,募資,到細心規劃每個場次的流程,大家齊心努力,都讓我非常佩服與感動(覺得台灣的未來有希望?)。我想能與這些人相遇,就是電影變好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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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講座 ×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

殖民的延續與抵抗:後殖民視角下的鄒族集體性與白色恐怖經驗(1949-1987)
時間:5/3(六) 14:00-16:00
地點:好民文化行動(台中市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在戒嚴與威權統治交織的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族並非僅是被忽略的歷史背景,更是深陷「內部殖民」治理的核心場域。本講座採取少見於主流白色恐怖研究的後殖民視角,以鄒族為例,探討國家如何透過語言政策、行政體系與敘事建構延續殖民秩序,並分析在壓迫中,族群集體性如何展現出韌性、重構與抵抗的能動性。
我們將從三個關鍵時期切入:1949至1954年間,鄒族領袖高一生推動「新美集體農場」,展現出部落自主治理的構想,卻遭國家以政治理由鎮壓,成為族群創傷的開端;1955至1969年間,國民黨政權推行「山地平地化」政策、設置山地黨部並推動說國語運動,系統性地削弱鄒族語言、信仰與決策體系,迫使族人從公開政治實踐轉向文化記憶的隱性保存;1970年代起,隨著社會逐步鬆動,鄒族開始於文化場域回應殖民敘事,特別是1980年代針對「吳鳳神話」的批判行動,展現深層的歷史對話與身份重建。
本講座不僅回顧鄒族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經驗,更關注原住民族如何在殖民治理邏輯未曾終結的情況下,持續反思並重構集體主體性。這段被主流歷史書寫所忽略的經驗,至今仍深刻影響鄒族的政治參與與文化實踐,也為理解台灣轉型正義提供不可或缺的關鍵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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