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志工:黃琪茹、楊筑君
拍攝志工:映宇
由成長經歷反思台灣人的身分認同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長林芳如開頭先分享,身為高雄人的她在出生前幾年美麗島事件爆發,整個高雄籠罩在肅穆的政治氛圍中。對許多同世代的台灣人而言,「政治」是一個不能碰觸的詞彙,「囡仔人有耳無喙」不只是玩笑,而是成長過程中反覆被提醒的生存守則。
在學校裡,升旗要唱「國歌」,聽到「國歌」必須肅立;課本裡大量中國歷史與地理,台灣的過去卻被快速帶過。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對歷史的理解被侷限,也讓許多人在長大後,對「自己是誰」感到模糊。
直到大學時期,林芳如遇見來自緬甸的同學,才第一次清楚感受到身分認同的矛盾——使用相似的教材、說著華語,卻拿著不同國家的護照。這樣的對照,讓她開始重新思考「台灣人」的意義,也開啟她對民主、人權與歷史的關注。
國際民主化經驗與威權統治的對比:恐懼、謠言與黑色幽默
林芳如分享自己對威權統治的深刻理解,是從緬甸民主抗議運動開始。當時緬甸軍政府以中國提供的武器鎮壓民運甚至在北京奧運時期掀起「全球大串聯」反對中國支持緬甸軍政府迫害人民等。
後來,林芳如因緣際會受派捷克,在了解捷克民主化的歷程中,也是他首次遇見「轉型正義」。她說,這些國際經驗共同闡述了在威權體制高度壓迫的環境下,黑色幽默成為人民能夠保留尊嚴與真實感受的方式。林芳如分享了幾個捷克、緬甸等經歷過專制獨裁統治的生活趣聞:共產時代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連枕邊人都無法信任,只能對狗述說心事,也造就捷克人特別愛狗。而緬甸也有諸如此類的諷刺性幽默「報紙只能看最後一頁」,起於威權政府的嚴密審查讓報紙只剩最後的訃聞能夠作為可信事實,使得社會上流竄出這麼一句俗語。緬甸人諷刺甚至要跨越到國界之外才能正常張口,而有了「緬甸人看牙醫要去泰國看」的說法。
台灣的轉型正義:島嶼的過去與未來
林芳如指出,台灣在過去長達38年又56天的戒嚴,國民黨政府以四大惡法「動員戡亂臨時條例」(1991年野百合後廢止)、「懲治叛亂條例」(1991年獨台會案後廢止)、「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991年獨台會案後廢止)及修正前的「刑法第一百條 普通內亂罪」(1992年100行動聯盟後廢止)「正當化」在台灣的政治迫害惡行。
他以台灣最小政治犯洪維健導演為例:白色恐怖時期其雙親涉案被捕,母親朱瑜在服刑期間生下洪維健。在監獄中生下的孩子,原取名「健子」,登記戶籍時因為去本土化、再中國化的政策脈絡,被迫改名為「維健」,只因「建子」像個日本名字。以此例說明威權專制的權力壓迫是由上而下的。
即使走到 1987 年解嚴,台灣仍不能當作真正的民主。台灣為雙首長制,當時仍有萬年國會,意味著統治實權仍掌握在迫害者手中。直到 1990 年代刑法一百條修正、總統直選與國會全面改選,台灣才真正跨進民主社會。
面對威權時期的政治迫害,轉型正義的核心並非復仇,而是國家的責任。這包括揭露歷史真相、回復受害者名譽、進行賠償與平反,並建立制度,確保國家暴力不再重演。
正如鄭南榕遺孀葉菊蘭所說:「歷史的傷口必須要呈現在陽光下,否則傷痕會在社會中隱隱作痛。」如果社會不知道自己有「知道」的權利,這些傷痛就可能一次次重現。
自由路上藝術節,從自由走向建國
在這樣的脈絡下,自由路上藝術節成為一場文化啟蒙行動。它試圖在日常生活中鬆動威權留下的史觀,將台灣真實的歷史脈絡帶回公共空間。透過藝術展演與行動,如「不當黨產小旅行」主題式走讀等系列活動,重新觀看城市裡過去至今存在的不正義。
許多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紀念日與國家敘事,其實並不單僅是能夠休息的節假日,自由路上藝術節希望透過藝術與音樂吸引社會大眾的目光、對生活的土地產生更多好奇心,進而發展對話與理解。邀請更多人靠近台灣的過去,用不同的角度重新詮釋這座島嶼。
活動最後,林芳如引用米蘭.昆德拉的話:「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對抗遺忘的鬥爭。」在威權體制下,被消失的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社會的思考能力。
唯有不斷回望歷史,理解自由得來不易,民主才不會只是制度,而能成為世代之間共同守護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