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 #三一八學運:回顧十週年時的特別採訪】 ​

2025年3 月15日

本篇為回顧2024年針對三一八學運的十週年特別採訪。

2014年03月18日,一群大學生佔領了立法院,就此展開為期將近一個月的抗爭行動,也就是後來我們所稱的「三一八學運」或「#太陽花學運」。

三一八學運的發起,與當時在國會強行讓《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簡稱服貿協議)通過審查有關,許多公民團體與學生,對服貿協議抱持著疑慮,無論是服貿協議本身,抑或是服貿協議的強行過關所引發的程序不正義,在在都刺激著群眾的不安及不滿,最終釀成佔領並包圍國會等一系列「公民不服從」的抗爭行動的發生。

而自學運發生之後,又過了十年,當初目睹或親身經歷這場學運的大學生們,如今也都走入社會;筆者試圖透過有別於過往藉由史料爬梳,所完成的文章撰寫的方式,而是訪問當年參與過這場活動的人們,透過對三一八學運期間的記憶的重新回顧,分享當時在現場參與的經驗和感受,以及對現狀的看法與展望。

在此次的採訪中,我們聯繫到五位受訪者,以下將透過敘事性的文字,分別藉由各個面向來進行分享。

|公民力量的累積與爆發

當時仍在大學和高中就讀的皓羽和K(化名),就不約而同地回憶起,事實上在三一八爆發以前,台灣社會就因為一連串公共議題,以及連帶而起的爭議事件,導致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與抗爭,包含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2013年的洪仲丘事件,前者是對台灣新聞自由的持續爭取,同時反抗中國企業與特定財團,對台灣媒體的壟斷與控制;後者則是因為義務役士官洪仲丘的死亡案件,進而對中華民國軍方霸凌、虐待的相關醜聞,所引發的示威活動。

那段時間,皓羽從對公共議題的圍觀,到開始深入了解,並且進入及透過相機來記錄現場,也因為這樣的契機,讓他在遊行現場接觸到許多不同的議題與訴求;當佔領立法院的事件一發生,皓羽也很快就進入狀況,並且在隔天和同學一起前往現場,留在立法院外進行人力支援。

而K則希望透過社會運動的參與,走上街頭,去實踐當時自己所認同的理念與價值。對K來說,參與公共議題是一種與平淡的日常完全不一樣的經歷,同時那樣的經歷,也顯得耀眼奪目,因此即便無法獲得家人的接納,在三一八當晚,他也依舊選擇前往立法院。

K回憶起,那時候群眾從青島東路往立法院衝去,同時也有不少人自濟南路地下停車道的小門進入立法院;站在外圍的他,突然發現議場門口出現許多閃光燈,那個時候,他才意識到,原來人群真的就這樣佔領了立法院。

就讀商學院的YT(化名),是當天在學校附近吃晚餐時,看到新聞播報大學生對國會的佔領。起初,YT覺得這是一個讓他難以接受的行動,再加上當時以他的理解角度來說,他並不認為服貿協議對台灣會造成多大的傷害,但因為傳播學院出身的室友的邀請,最後他也一同前往現場旁觀。

來自屏東的鄭敏,當時是落山風社的成員,本身便具備學生異議性社團的背景,在服貿議題被熱烈討論的那段期間,也有很多社團成員北上,參與反對服貿的相關集會活動,而到了03月18日那一晚,他們接收到原先外立法院外舉辦活動的人衝進立法院,便馬上確認好需要協助攜帶的物資,深夜搭乘客運,從屏東前往台北,鄭敏還記得,那個時候當他們抵達台北,已經是清晨之際。

法律系背景的煒翔,則是在課堂上受到老師的鼓勵,有老師主張,比起待在教室裡上課,抗爭現場更是一個大教室,能夠學到許多課堂上不會教的東西;另一方面,在學運進行的期間,學生們也經常於午休時間聚集在校園內部,由學生會邀請關注議題的老師們,舉辦開放一般民眾也能夠參與的民主課程,分析學運發生的原因與相關內容。

|馬路上的思想啟蒙課

相信有很多人都聽過這樣的說法:「學生的本份就是把書讀好,沒事來跟人家參加什麼社會運動?」在升學主義時至今日依舊盛行的台灣,很多當年參與三一八學運的學生,也都很難不遭受這樣的數落。

但是煒翔在當時有一個正在進行畢制的學長,就被反過來問了這麼一句話:「台灣都已經變這樣了,我們怎麼還在這裡做畢制?」

煒翔提到,確實在當時,許多原本課內密切關照的事物,也就不得不被暫時擱置,繼而前往現場提供更多人力的支援,而隨著參與學運的人數越來越多,從一開始突發性的佔領國會行動,也發展成長期的抗戰,分工制度也就因應而生,在現場的學生們開始就各自的能力,進行工作內容的分配,包含物資的整理發放,醫療站與服務站的設立,甚至是與警察對峙抗衡的人力等等。

許多學生就幾乎天天前往立法院,另一方面,煒翔也指出,雖然長時間駐留在現場的群眾,主要是以具備充足時間與熱忱的學生們,以及擁有充分的街頭抗爭經驗的社運團體所組成,但還是有許多沒辦法直接參與抗爭行動的社會人士,反而會透過物資的捐助等方式,默默支援留在現場的人。

「那個時候有一輛貨運車開到現場,司機搬下一籃一籃的籠車,全部都拉到物資站。」K也這樣回憶道,在那個當下,他覺得非常震撼,主要的原因也是自己始終沒有預料到,他們所堅持的理念,竟然會受到那樣強烈的支持。

對不少人來說,那同時也是一個打開視野的關鍵時機,當學生從校園走上街頭,一切發生在現場的事,就成為最鮮活的思想啟蒙的教材。

皓羽在那段期間,為了瞭解事件全貌,經常在青島東路一帶遊走,甚至在那裡過夜,後來則是移動到了濟南路。在濟南路一帶,有非常多社運團體駐留,舉辦各種公民論壇,皓羽表示,自己當時被許多能夠侃侃而談、成熟穩健的論述能力所吸引;有趣的是,眾聲喧騰的公民意見,興許在討論的過程裡,也造成了分歧,但在當時,只要具備一個眾人都能認同的大前提,大家對於衝突的產生也不會逃避,反而正是在這樣往復的討論與交流的過程當中,許多議題也都有了被提出的空間。

與皓羽前往現場的動機不謀而合的YT,一開始也只是想進一步知道,為什麼這些人會選擇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因此即便不認同,也決定繼續留在現場觀望,而也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逐漸釐清自己關注這起事件的必要性,以及在探討服貿議題的過程中,同樣不能被輕易忽略的政治考量。

而除了人群較密集的青島東路與濟南路以外,立法院後方的林森南路八巷,也有不少學生守候,為的就是透過人群的聚集,持續與警察調派的人力產生抗衡,也就在那段時間,民眾幾乎包圍佔據了立法院的周遭。

只不過,對K來說,那樣的一種狀態,也造成不小的精神壓力,但同時讓他感到意外的是,現場不斷地有人前來,從原本的三百至五百人,到後來變成兩、三千人。因此在那當下,他確實也認為自己所支持的概念是被認可、被支持的,而他也不禁感慨道,像這樣的一種人群匯聚的情狀,也很難在後來的社運場合再被看到。

|銘記在心的片刻

若要問起,在整起活動的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有一件事情一直都烙印在YT的記憶裡。那時候他站在人群間,一起聆聽立法院外的論壇宣講,突然之間,所有人都站了起來,然後試圖衝進議場,被困在人海裡的YT,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即便試圖穩住身子,或者大聲喝止,也不斷被人群所推擠。一方面在YT的前方,就是持著盾牌的警察,另一方面,他也感覺到自己被人群和盾牌擠壓,卻什麼事都不知道,最後只能哭著從人群裡爬出來。

後來他才曉得,那是當時立法院內外的人共同做出的商議,由於在學運的最初階段,守在立法院內部的人數既少,同時也無法使用廁所、空調等設施,條件非常不理想,因此試圖讓外面的人再次把立法院的大門衝破,讓更多人進到立法院內部,藉以換取更多抗爭的籌碼。

但他始終很難接受自己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態之下,莫名成為被粗暴調度的人力資源,對他而言,那是他印象最深,同時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如此恐慌的時刻。

此外,不少受訪者也都不約而同提起03月23日晚間,至03月24日凌晨的行政院佔領行動。三二三晚間的行政院佔領行動,不僅存在著極大的爭議,也在不少人的心中留下嚴重的創傷。YT認為,他同樣對這場行動抱持疑慮,而煒翔則談到,行政院的佔領行動,是在高度的分歧之下被發起的。

由於當時佔領國會所引起的議題關注度,在馬英九政府的冷回應之下開始趨緩,因此有不少人認為要藉由衝突的升高,迫使政府對學生進一步產生更積極的回應,但同時也有許多擔憂的聲音,認為這樣的行動可能引發失控的局面。

鄭敏在那場行動中,眼睜睜看著被他帶至行政院的朋友,遭受警察強行拉走,在那當下他陷入了極大的慌亂,對於無法保護好自己的朋友,他是感到自責擔憂的,卻又不知道是否要從與警察對峙的狀態下抽身,畢竟他也深怕,自己一旦脫離現場,會不會就導致整場行動往更糟糕的方向發展。

與YT的疑慮相互呼應的是,鄭敏也提到佔領行政院的行動,在後續並沒有獲得輿論的支持,但他也認為,這其中也包含了不得不為的強烈無奈,面對當下運動逐漸陷入的膠著情況,勢必產生一個更高強度的抗爭策略,向政府施加更多壓力。

無獨有偶的,煒翔也對警方的暴力行為感到詫異與憤怒,他認為,整個學運的過程中,最大的國家暴力,就是發生在那個時刻。作為一個出生在90年代初期,所謂「民主社會」的台灣的孩子,他始終難以置信的是,都已經到了2014年,警察依舊輕易地向手無寸鐵的人民直接施行暴力,當自己親眼目睹一個個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的夥伴時,任誰也沒辦法說服自己身處在一個正常的國家之中。

鄭敏強調,政府要排除一個失控的群眾運動,可以祭出的手段其實非常多,而在當時,馬英九政府卻選擇了最糟糕,同時也是這個曾經發佈歷時將近四十年的戒嚴令的政黨,所最熟悉的那個手段——直接了當,且不需要經過思考的暴力,在他們年輕時,就執行過的暴力。

甚至是,促成這種暴力的背後結構,也因為過於盤根錯節,乃至於即便政黨輪替,也始終無法找到當年那個被清楚拍下臉部特徵、誇張地揮動警棍的警察,煒翔提起了當時在運動進行的初期,有不少人猶且維持著對警察的禮貌,但三二三那晚發生的事,讓他徹底領悟到,當警察穿上制服,拿起配備,警察就是國家暴力運作的一部分,不再具備個人的主體意志——既然這樣,他們還要繼續跟警察道謝,向警察進行溫情的喊話嗎?

「國民黨政權真的是瘋了。」這是他忍不住對那一晚發生的一切,所下的註腳。

而K則提到,那一晚他親眼目睹了自己原先熟悉的朋友、夥伴,在自己面前遭到暴力驅離,聽到灑水車的聲音,以及不斷閃爍的車子的光影,一直到驅離結束,太陽慢慢升起,他自己一個人朝當時提供學運夥伴休息的台大社科院的方向走去。

在那一刻,他忽然感受到一股自我質疑,好像前一刻發生在行政院的一切都是假的——當太陽升起之後,世界就照常運轉,學生繼續到學校上課,人們也依舊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

那麼,他在那當下所堅持的價值,所實踐的正義,又到底應當如何去看待呢?

|運動的休止與未竟

2014年04月06日,在時任立法院院長的王金平出面之下,提出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承諾,04月10日,領導此次抗爭行動的核心組織從立法院退場。學運看似劃下了休止符,但事實上,卻也留下很多未能即刻釐清的議題,甚至是難解的「運動傷害」。

「現在回想起來的話,我會說那是一個很魔幻的地方,只要出了拒馬以外的區塊,可以看到台北人依舊正常在過日子,有時候,真的很想當場大喊大叫,質問大家為什麼不關心這麼重要的議題。」皓羽以「魔幻」來描述當年的學運現場,不少受訪者也都紛紛提起這方面的感受的反差,甚至是更強烈的分裂。

同樣的感受也出現在煒翔心裡,尤其是每當他從熱絡討論相關議題的校園離開,搭乘捷運,前往立法院的過程中,往往都會有一種瞬間從議題關注的情境下被迫抽離,然後再度進入情境的分裂感。

鄭敏提到,當時這些學運的參與者,事實上也為自己的行動付出不少代價,其中相當明顯的一點,就是與身邊親密的人發生嚴重斷裂感受的可能。因為在大型運動的現場,本身就具備要面臨立場衝突的可能性,但與此同時,自己身邊的親密關係者,可能是家人、朋友、師長、同學或甚至伴侶,卻也不一定能夠理解自己的想法,因此就形成一邊積極參與的同時,卻不被充分理解的矛盾與無力。

以他自己而言,當初在進到立法院的時候,就很不能受到家人的諒解,甚至也被要求開啟視訊通話,確認他不在立法院內部。對他來說,即便只是像這樣一點很小的衝突,也會讓他感到相當難受,就好像一邊要面對巨大的風浪,背後卻沒有人為他提供支持一樣,因此他也很難想像,其他要面對更大衝突感的夥伴,心裡所需要承受的煎熬,又會被提升到何種劇烈的程度。

YT也舉出了「運動傷害」的概念,也就是在運動退場之際,從一個原本持續緊張、亢奮的狀態下結束並抽離,繼而失去生活重心的失落感,再加上走出同溫層所產生的認知失調,成為當時學運結束後,經常出現的運動傷害的現象,更有許多前輩特別提醒,退場以後維持聯繫的必要。

確實在04月10日那天,許多人沒辦法接受這樣即刻退場的決議,更不願意馬上離開立法院,興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才有了後來大腸花論壇等公民開講活動的舉辦,皓羽回味起這場論壇,笑稱那是年輕版本的「台灣心聲」,大家輪流上台開罵、開講,同時也諭示著即便學運告一段落,關注公共議題的群眾也在嘗試另覓出路,持續與當時的國民黨政權進行抗爭。

而K在三一八學運的參與經驗以後,也不斷試著釐清自己,從原本對社會運動的憧憬,到後來對自我的懷疑,包含一連串無止盡的質問,甚至是拷問——他始終反覆在思索,自己這樣做是否是對的?這樣的作為具備何種意義?是否應該繼續堅持?以及,在堅持以後,又應該繼續做些什麼?更重要的是,社會會因此而改變嗎?會因此而造成怎樣的影響呢?而其影響的對象與範圍,又會如何涵蓋呢?

|十年之前、十年之後

究竟十年後的自己,會怎麼看待、甚至如何與十年前的自己產生對話?

回顧十年前,這樣一個特別的時刻,同時也面臨著十年後,繼續流轉變動的台灣社會形貌,鄭敏認為,三一八學運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也成為了某些政治人物的墊腳石,但這樣的一種結果的促成,並不是大家最初想達成的意圖;而皓羽則強調,那是一個各種聲音、訴求與價值理念被大量提出且討論的契機,即便到了今天,這些傾巢而出的聲音,也依舊在和台灣社會進行碰撞。

對此,鄭敏也不無感嘆,在十年前這樣巨大的改變浪潮,到了十年後,浪潮所造成的力道也似乎到了尾聲,台灣社會對於公眾議題的思考和參與,真的有比十年前還要更加成熟嗎?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又是否喚起更多人的警覺呢?還是說,那些將自己包裝得光鮮亮麗、與中國站在同一陣線的政治人物,將會變得越來越多呢?

YT在訪談的過程中,也特別強調了思辨的重要性,最一開始,讓他決定留在學運現場的一個想法,是他當時寫在筆記本裡的一段話:「你可以不為正義而戰,但你們不該為高牆添磚。」從對這場學運的不認同,到後來決定留在現場,YT認為,具備意識形態這件事本身始終是無可避免的,但是真正重要的,是應當想清楚自己所做出的選擇,其背後的緣由,而不是盲從於他人的決定之下。

回想起在這場運動中,每一個環節、每一道關卡所做出的決定,無論最後到底能否對其產生認同,皓羽表示,他都不會覺得後悔,對他來說,一件事情越沒有單一的定論,越被廣泛地討論,就代表這件事的影響越大,因此如果要他對自己參與三一八學運的經驗,做出一個定義,那或許就是一個讓他有所成長,同時也讓他與社會有所連結的經驗;或者說,將時間再往前推進一些,當他決定為了洪仲丘站上街頭的那一刻起,就是他第一次想要成為一個公民,第一次試圖為台灣做出正確決定的起始。

因此皓羽表示,長遠來看,十年或許真的很短,很多人也變了,在這短短的十年內,他或許也暫時看不出某些價值的取捨究竟是對是錯,但他仍舊誠摯地希望,在十年前做出決定,為服貿協議所帶來爭議發出怒吼的人們,不要忘記當初的那個自己。

K則認為,無可避免的是,一個人的時間終究是有限的,曾經在學生時期所懷抱的熱情與理想,也可能隨著日後角色的轉換進而產生變形,但這本來就是人生必須要去經歷的過程,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也勢必會形塑出型態各一的、對自己未來規劃的想像,而過去這些歷練,就會是形成今日的自己很重要的養分,其所帶來的真實且強烈的影響,對他而言,就是最足夠的收穫。

而即便經歷過如此強烈的心境轉折,K也覺得,若是回到十年前,依照自己當時的個性,他還是會做出一樣的決定,還是會前往抗爭現場;至於若要說,有什麼後悔的地方,他想,那會是在於自己當時沒有做出更多的實踐,只不過那終究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了。

對煒翔來說,似乎許多人會感嘆,十年過後,我們還是讓當初那個對學生施加暴力的政黨,再度成為國會最大黨,而實質上,這場學運又是否真的為台灣社會做出什麼改變了嗎?但另一方面,他也肯定道,這十年來,人們也確實阻擋了一些可能會發生的悲劇,同時也預留了十年的餘裕,讓社會大眾來決定接下來,台灣將有可能會面臨的去向。

煒翔認為,這場學運讓他覺得,自己此後的人生也因此永遠的改變了,而這樣的改變整體而言仍然是好的,雖然現在的他,也不再是當年那個熱血的大學生,但如果有一天,台灣再次發生需要大家站上街頭的時刻,他也願意成為像當時那樣,默默幫助學生們的大人。

「理解台灣的歷史越多,就越不會變成虛無的人。」

對煒翔而言,無法釐清自己所認定的價值觀,只是盲目地排除各種意識形態與立場,或許才是在面對公共議題的討論時,最大的危險;而他也指出,避免陷入虛無的做法,就是更深入理解台灣的歷史,因為也就是在那樣的過程中,藉由認識自己所在的這片土地的過往,他會更堅定地產生要為台灣「做點什麼」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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