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14 自由的傳承:鄭南榕逝世35週年紀念講座 側記

2024年5 月02日

「有形的會消逝,無形的會留下。我們從來都不是為了仇恨去瞭解過去,而是為了未來去瞭解過去。」

──鄭竹梅|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

文/議題組志工 宜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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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一開始,鄭竹梅先讓我們欣賞紀錄片《自由時代-鄭南榕1947-1989與他的時代》,紀錄片完整呈現了鄭南榕的家庭背景、身份認同轉變與追求百分百言論自由的過程及決心。鄭南榕秉持著「新聞無畏,消息無偏」的原則,對新聞品質極為堅持,且抱有照顧記者及勇於承擔的精神。他在就讀台大哲學系時認識殷海光,還因為對國民黨反感,拒修容易取得學分的「國父思想」導致無法畢業。

鄭南榕在1980年代為爭取台灣的新聞自由,登記十八張雜誌執照,當其中一張執照被取消時,其他張執照就可以無縫接軌的繼續代替出刊,計劃性地突破國民黨的封鎖。除了投入報業工作,鄭南榕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於1987年二二八事件40周年時主辦台灣史上第一次二二八追悼會、1986和1987年發起訴求解除戒嚴的519綠色行動、1988年與「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共同發起「新國家運動」,公開主張「台灣獨立」。1989年4月7日,面對國民黨政權試圖透過強攻雜誌社強制將他拘提,為追求言論自由和台灣獨立,鄭南榕毅然決然選擇自焚,希望藉此喚起台灣人的覺醒,但也使妻子葉菊蘭和女兒鄭竹梅感到無限的惆悵和孤單。鄭竹梅曾說:「如果有機會好想問他為什麼要自焚,但就算問了似乎也無法完全體會,因為我明明知道為什麼......」

當摯愛的人離去時,要怎麼跟傷痕相處
紀錄片播放結束後,鄭竹梅向大家分享鄭南榕的理念、以及面對鄭南榕逝世有何感受與體會。鄭竹梅提到,小時候與母親在家中其實不會特別談論鄭南榕,因為傷疤一直都在,只能不斷練習離開的人與留下的人應如何相處。而鄭竹梅原先也不了解台灣歷史,是高中時透過參加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阮美姝的紀念父親插花展,因而萌生想瞭解台灣歷史的決心。

鄭竹梅直到現在仍在尋找、拼湊、嘗試理解鄭南榕。他表示,自己起初認為鄭南榕是主動選擇自焚的抵抗者,並非被動的受難者,但漸漸理解鄭南榕其實是不得不選擇自焚。他認為,雖然常常會有人將他和媽媽葉菊蘭形容成受難者家屬,但與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比較起來,自己已經算很幸運,因為當時台灣正值民主轉型,家屬能夠把想講的講出來,葉菊蘭也能從政。

 

一直往前走的時間
隨著時間的前進,鄭竹梅越來越關注兩岸議題與中、港、台人權議題。2018年1124公投後,鄭竹梅驚覺社會上原來有那麼多人與自己的想法南轅北轍,才開始練習如何跟大家分享家族故事、台灣史和各式各樣的社會議題。

2019年鄭竹梅向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申請閱覽政治檔案,察覺原來國民黨當局監控鄭南榕的紀錄多得令人出乎意料,才驚覺黨國統治扭曲的社會。2021年翻閱鄭南榕1982年9月的鄭南榕日記時發現,為了不想要自己女兒繼續生活在威權統治之下,是鄭南榕參與政治運動的主因,因此認知到,千萬別以為自己力量薄弱而不去爭取改變。

 

自我探索的過程
鄭南榕出生於二二八事件發生的1947年,父親是日治時期來自福建的外省人,母親則是台灣本地人,故鄭南榕的成長其實就是探索身份認同的歷程,最後他得到了解答──自己是外省人第二代,但也是台灣人第一代。鄭南榕剛出社會時在貿易公司上班,後來還嘗試創業,和一般年輕人無異。鄭南榕非常疼愛女兒鄭竹梅,參與政治運動身陷囹圄時,也不忘寫信給女兒,鼓勵女兒多查字典、稱讚女兒考試得高分等等。1987年,鄭南榕和陳永興醫師、李勝雄律師等人創立228和平日促進會,隔年則公開主張台獨無罪。鄭竹梅表示,這非常值得2024年的我們思考──35年後的今天,主張台灣獨立是不是仍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鄭竹梅感嘆,台灣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受過這麼多傷,像現在也有點後悔小時候沒有學好自己的母語,所以非常努力練習說台語。

 

我們應該如何記憶過去?
鄭竹梅為這場活動下了一個結語:我們怎麼理解過去,會直接影響到台灣的未來。講座結束後,有民眾提問:「雖然台灣每年都舉辦很多紀念二二八事件,但台灣人大多將二二八當作單純的假日,我們應該如何記憶二二八、白色恐怖與鄭南榕?」,鄭竹梅認為應該透過講座、活動或營隊等方式,使歷史更貼近大眾的生活,因為當我們討論鄭南榕時,他就是活著的。

好民推薦

世界公民講座 ×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

殖民的延續與抵抗:後殖民視角下的鄒族集體性與白色恐怖經驗(1949-1987)
時間:5/3(六) 14:00-16:00
地點:好民文化行動(台中市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在戒嚴與威權統治交織的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族並非僅是被忽略的歷史背景,更是深陷「內部殖民」治理的核心場域。本講座採取少見於主流白色恐怖研究的後殖民視角,以鄒族為例,探討國家如何透過語言政策、行政體系與敘事建構延續殖民秩序,並分析在壓迫中,族群集體性如何展現出韌性、重構與抵抗的能動性。
我們將從三個關鍵時期切入:1949至1954年間,鄒族領袖高一生推動「新美集體農場」,展現出部落自主治理的構想,卻遭國家以政治理由鎮壓,成為族群創傷的開端;1955至1969年間,國民黨政權推行「山地平地化」政策、設置山地黨部並推動說國語運動,系統性地削弱鄒族語言、信仰與決策體系,迫使族人從公開政治實踐轉向文化記憶的隱性保存;1970年代起,隨著社會逐步鬆動,鄒族開始於文化場域回應殖民敘事,特別是1980年代針對「吳鳳神話」的批判行動,展現深層的歷史對話與身份重建。
本講座不僅回顧鄒族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經驗,更關注原住民族如何在殖民治理邏輯未曾終結的情況下,持續反思並重構集體主體性。這段被主流歷史書寫所忽略的經驗,至今仍深刻影響鄒族的政治參與與文化實踐,也為理解台灣轉型正義提供不可或缺的關鍵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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