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壓力之下,人性是非常脆弱的。了解這些人性,能幫助我們了解自己。」-胡淑雯|《太陽的血是黑的》作者
文/議題組志工 劼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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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淑雯老師告訴我們,其實台灣有非常多世界級的故事,只是這些故事常被棄置在廢墟裡面,但只要有耐心走進去,會看到很多發光的東西。
白色恐怖受難者的不同樣貌
一般台灣大眾對白色恐怖受難者有三種通俗式的理解,第一種是勇敢對抗不義政權的人,第二種是組讀書會的單純文人(其實當中有許多是工會幹部),第三種則是無辜受到牽連的人。
確實許多受難者具有勇敢、反抗、追求公理等特質,但這些類型之外,還有很大的一段灰色地帶。那是人性的灰色地帶。舉例來說,被政權逮捕的人可能在極大的壓力或威脅之下,在強烈的求生渴望中,向政權投降,並招供出自己的伙伴。這種行為對所謂的背叛者自身,也構成極大的創傷,有些人的心理狀態近乎崩潰邊緣。
沒有經歷過這樣極端考驗的我們,著實不易理解受難者當下的狀態,但我們可以透過這些故事,去反思自己在這種極端情況下,可能會做出怎麼樣的選擇。
自新者的煎熬
胡淑雯老師在這天晚上與我們分享鹿窟事件的檔案,1952年12月29日發生在今新北市石碇區光明里,保密局透過被捕黨員汪枝,找到藏身在偏遠山區的地下黨基地。另一名鹿窟案受難者陳政子的回憶中,汪枝的身上充滿了刑求的傷痕。
不過胡淑雯老師從鹿窟案的檔案裡,發現陳政子回憶中汪枝身上的傷,可能不是遭受刑求的傷痕,而是自殺失敗留下的痕跡。檔案裡記錄汪枝兩度嘗試自殺,連帶造成阻止自殺的軍人受傷。
此外,鹿窟案中也有逃亡多時,最後在身心俱疲之下向國民政府自首的受難者。在巨大的壓力以及威脅等困境中,人類的大腦會說服自己相信特務的話術,相信自己說出來就會沒事,也相信被自己說出來的人也不會有事。
這些人性,被特務利用,做為武器。
特務頭子的裝神弄鬼
帶隊搜捕鹿窟的特務頭子谷正文(原名郭守紀),對於他在鹿窟的「功勞」沾沾自喜。谷正文的回憶中,一名地下黨員嘗試暗殺他失敗並被當場槍殺,谷正文命人將死者的屍體綁在椅子上,在鹿窟遊街示眾,並大肆宣傳,若不自首被抓到就是如此下場。甚至稱鹿窟民眾「很好騙」,很多人看到遊街的屍體後就自首了。
鹿窟案中被逮進菜廟的人多達八九百,其中四百多人都是自首的。實際上這些民眾可能只跟地下黨員說過幾句話,與地下黨的行動並沒有直接關聯,但這些民眾還是因為恐懼而自首。
在經過檔案考證後,谷正文回憶中的並不是什麼暗殺者,只是個餓昏頭並在強取(搶劫)糧食的過程中,被槍殺的地下黨員。這就是谷正文的弄鬼。
至於裝神的部分,則是谷正文安排汪枝躲在民眾看不到的地方,將被捕的「嫌疑人」一個一個叫去給汪枝指認。民眾以為是谷正文神通,其實是透過汪枝才能正確指出與地下黨的關聯。透過裝神與弄鬼的行為,谷正文操弄著鹿窟人的恐懼。
陳政子的故事
當時一些被捕的鹿窟人在恐懼下丟出一個名字,她是村長的女兒——陳政子,案件發生時她只有十二歲。
當陳政子被帶進菜廟裡刑訊的時候,汪枝懇求特務放過她,儘管陳政子認識汪枝,但她立刻靈敏的告訴自己,她不能與汪枝相認,絕對不能認出任何地下黨員。在一連串的逼供與審問中,陳政子抓到了特務想要聽什麼樣的話,於是她迂迴的繞過特務想聽的,並試圖讓對話有進度,但實際上卻毫無意義。由於陳政子的機靈與堅強,間接保護了許多鹿窟人。
然而刑求卻在陳政子身體與心靈留下永遠無法抹除的傷痕。特務掀開她的裙子,讓裂開的竹條直接打在屁股上,因為那比較接觸皮膚,可以打得更痛,諸如此類殘忍無道的刑求,對於十二歲的她來說根本無法想像。此後一生陳政子都非常害怕男人,多年後的某天,陳政子在辦公室工作,下班遇到大雨,男同事向陳政子提議共撐一把傘離開,儘管陳政子不願意,但卻不敢拒絕,就像當年被特務、軍警要求去這裡報到、去那裡配合,她不敢問為什麼也不敢拒絕一樣。陳政子便要求男同事再去確認一次辦公室的門窗有沒有關牢,利用空檔冒雨逃跑。隔天,她就提了離職,可見這些陰霾在她心中仍未散去。
陳政子雖然在鹿窟案逃過死劫,但父親與哥哥並沒有。事發後三年的某天,親戚在台北車站看到父子倆的槍決公告,陳政子、姊姊及祖母便趕到台北。她看見了水泥打造的水池,沒有半點水更沒有福馬林,當時槍決的人數過多,屍體層層疊疊,管理員扯著鉤子,將屍體翻來拖去供人指認,陳政子說當下感受到最強烈的情緒是恐懼與陌生。直到父兄的遺體被找到時,她還清晰記得他們只穿著內褲,那是沒有尊嚴地死去,伴隨而來的才是巨大的悲傷。
沒辦法為自己說話的人們
最後胡淑雯老師與我們分享到,鹿窟位在偏遠山區,大部分的人跟陳政子一樣沒有受過太多教育,他們並不習慣透過寫作為自己發聲。而文學的力量,有一部分,可以讓這些人的故事被看見。
《百年孤寂》的作者馬奎斯曾說過,你們眼中的魔幻,是我們拉丁美洲的寫實。遊街的屍體、用鉤子鉤屍,那些對於我們來說的難以想像,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真實。
受難者們在戒嚴時期不能講,解嚴後直到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以後,才漸漸開口將他們經歷說出。這些故事聽得令人毛骨悚然,但更令人憤恨不平的,是加害者直到現在仍連名字仍然都未被公開一九五零年代留下來的大量檔案,執行者都以化名記錄,讓人不禁懷疑,是否當時進行不當逮捕、審判與刑求的加害者們,都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邪惡的,所以不敢留下真實姓名?
文學書寫的是人性,透過人性,能更了解自己。聽過胡淑雯老師分享,我們可以思考,在瘋狂的世界裡,我們會做什麼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