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幸福路上 On Happiness Road 電影座談 側記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幸福和為難之處，我們只是從我們的角度去看。」──高懷茹｜《幸福路上》製片

文/議題組志工 嘉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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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後，我們有成為理想中的大人嗎？如果沒有成為理想中的人，該怎麼辦？」

《幸福路上》以宋欣穎導演自身故事為基礎，將一個七零年代台灣人歷經過白色恐怖、社會事件、填鴨式教育、原住民族群身分認同等相關議題的遭遇，一同揉雜製成一部奇幻紀實動畫片。此次映後座談邀請到《幸福路上》的高懷茹製片來和我們聊聊，什麼是幸福，以及許多創作動機和理念。

幸福就是我們：國家文化與電影創作密不可分

與談人兼好民理事長鍾瀚樞在開場提到，《幸福路上》是一部與國家文化相關的電影創作，電影過程中不僅讓社會及民眾去反思「我是誰」這個問題，同時讓全世界看到，這是代表一個國家文化象徵的作品。鍾瀚樞同時也說道，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政治運動走得稍微前面一點，可是各種文化產業仍在急起直追，像《幸福路上》這樣的作品，能作為一個管道，去重新回首台灣人民走過的路，也從每一個人的點點滴滴去出發。

高懷茹對這番言論表達了認同之外，更舉例他本身參與過諸多作品，皆與台灣歷史有一些關聯，無論是描述台灣原住民故事的入行作《賽德克．巴萊》，還是以嘉義農林棒球隊為主軸的《KANO》，以及帶到野百合學運的《女朋友。男朋友》，都與台灣息息相關。創作靈感始終來自於生活周遭，如同宋欣穎導演將對台灣的感受寄情於電影，用最熟悉的方式改編故事架構，因此譜出了動人的故事。

許多人對於台灣動畫產業相對陌生，有觀眾提出，在《幸福路上》之前，造成差不多話題性的動畫，似乎只有《魔法阿媽》，並請教製片認為在台灣製作動畫長篇電影，最大的挑戰是什麼？高懷茹表示，人才培育或是整個環境氛圍當然都有值得進步的空間，不過廣泛地去接觸對類似話題有共鳴的族群也是個好方法，同時可以更正向的去看待台灣整體電影的現象與正面期待。

越在地越國際：海外獲得巨大的成功

「你們知道《幸福路上》在國外有應援團嗎？」

對於可以正面期待台灣動畫產業的發展，高懷茹給出高度肯定之餘，也分享了當時有一票日本知名導演製片，自告奮勇成為本片的應援團，讓製作團隊受寵若驚，同時，他們理解到一個關鍵的道理：「也許你的動畫作品並不是非常高級、非常講究技術的內容，但是日本的動畫人卻這麼喜歡這部，一定是因為很喜歡這個細膩、純粹的描述方式。」

這樣的細膩與純粹，會不會正是台灣人獨有的樸實憨厚？高懷茹提到，在配音階段中，大家笑最開心的是由陳柏惟飾演的公車司機，道地的本土發音與生動的即興發揮，讓角色生動許多，最後將主題曲匯入正片後，更是達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高懷茹形容，那是會起雞皮疙瘩的感覺，「把前面你看過的這個角色周遭發生的一切，做一個很好的提問和結語。」

高懷茹向在場觀眾分享，創作者一定要有一個觀點，不管故事從哪裡開始，最重要的是要有挑戰的精神。《幸福路上》的辯證，正是關於他到底幸不幸福，在這個過程中鋪出屬於台灣的歷史緣由，進而產生諸多疑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幸福和為難之處，我們只是從我們的角度去看。」創作者一定會有自己的觀點，而包裝故事的手法和方式，就是每個國家獨有的特色了。

用心的眼睛去看世界：屬於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現場有民眾向製片提問，為什麼會想設定片中角色有美國空軍二代、政二代、乩童等多元身分？高懷茹以桃園人的自身為例，並說明七零年代的台灣桃園工業區，其實是有許多外國人的，片中「貝蒂」這個混血兒角色，甚至激發了高懷茹動身製作人生第一部短片，「這三種角色身分就是你在台灣非常容易遇到的人，他跟故事核心有很大的關聯。」透過這些角色去親近主角小琪，也讓我們對故事的共鳴度又更提高了一些。

關於「要怎麼用『心』的眼睛去看世界」這個問題，高懷茹回答：「每個人的心真的都不一樣，他沒辦法給你一個答案。」他說明自己身處影視產業，高度變動性會使生活危機感持續存在，陷入低潮的時間裡，很可能得用外在的事情去做很多不同人生階段性的判斷，這種時候，就應該靜下來，聽聽自己的心想要怎麼講。「你真的不需要其他物質去修復你的身心靈匱乏。」製片說，他曾經因為不曉得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感到煩躁，但隨著人生歷程，也慢慢懂得調整心態，好像比較不會被外在影響，或許這就是用心去看世界的方式。

《幸福路上》透過不同面向和角度，譜出台灣人曾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歷史，透過主角小琪的眼睛，除了紀錄台灣三十幾年來的變化，同時也讓台灣人沉澱下來，回首過去，思考關於幸福的定義，從威權走到民主，再從幸福路重新出發，沉澱下來打起精神，再次以台灣人的身分追尋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