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幸福和為難之處,我們只是從我們的角度去看。」──高懷茹|《幸福路上》製片
文/議題組志工 嘉渝
⋯⋯⋯⋯⋯⋯⋯⋯⋯⋯⋯⋯⋯⋯⋯⋯
「長大後,我們有成為理想中的大人嗎?如果沒有成為理想中的人,該怎麼辦?」
《幸福路上》以宋欣穎導演自身故事為基礎,將一個七零年代台灣人歷經過白色恐怖、社會事件、填鴨式教育、原住民族群身分認同等相關議題的遭遇,一同揉雜製成一部奇幻紀實動畫片。此次映後座談邀請到《幸福路上》的高懷茹製片來和我們聊聊,什麼是幸福,以及許多創作動機和理念。
幸福就是我們:國家文化與電影創作密不可分
與談人兼好民理事長鍾瀚樞在開場提到,《幸福路上》是一部與國家文化相關的電影創作,電影過程中不僅讓社會及民眾去反思「我是誰」這個問題,同時讓全世界看到,這是代表一個國家文化象徵的作品。鍾瀚樞同時也說道,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政治運動走得稍微前面一點,可是各種文化產業仍在急起直追,像《幸福路上》這樣的作品,能作為一個管道,去重新回首台灣人民走過的路,也從每一個人的點點滴滴去出發。
高懷茹對這番言論表達了認同之外,更舉例他本身參與過諸多作品,皆與台灣歷史有一些關聯,無論是描述台灣原住民故事的入行作《賽德克.巴萊》,還是以嘉義農林棒球隊為主軸的《KANO》,以及帶到野百合學運的《女朋友。男朋友》,都與台灣息息相關。創作靈感始終來自於生活周遭,如同宋欣穎導演將對台灣的感受寄情於電影,用最熟悉的方式改編故事架構,因此譜出了動人的故事。
許多人對於台灣動畫產業相對陌生,有觀眾提出,在《幸福路上》之前,造成差不多話題性的動畫,似乎只有《魔法阿媽》,並請教製片認為在台灣製作動畫長篇電影,最大的挑戰是什麼?高懷茹表示,人才培育或是整個環境氛圍當然都有值得進步的空間,不過廣泛地去接觸對類似話題有共鳴的族群也是個好方法,同時可以更正向的去看待台灣整體電影的現象與正面期待。
越在地越國際:海外獲得巨大的成功
「你們知道《幸福路上》在國外有應援團嗎?」
對於可以正面期待台灣動畫產業的發展,高懷茹給出高度肯定之餘,也分享了當時有一票日本知名導演製片,自告奮勇成為本片的應援團,讓製作團隊受寵若驚,同時,他們理解到一個關鍵的道理:「也許你的動畫作品並不是非常高級、非常講究技術的內容,但是日本的動畫人卻這麼喜歡這部,一定是因為很喜歡這個細膩、純粹的描述方式。」
這樣的細膩與純粹,會不會正是台灣人獨有的樸實憨厚?高懷茹提到,在配音階段中,大家笑最開心的是由陳柏惟飾演的公車司機,道地的本土發音與生動的即興發揮,讓角色生動許多,最後將主題曲匯入正片後,更是達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高懷茹形容,那是會起雞皮疙瘩的感覺,「把前面你看過的這個角色周遭發生的一切,做一個很好的提問和結語。」
高懷茹向在場觀眾分享,創作者一定要有一個觀點,不管故事從哪裡開始,最重要的是要有挑戰的精神。《幸福路上》的辯證,正是關於他到底幸不幸福,在這個過程中鋪出屬於台灣的歷史緣由,進而產生諸多疑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幸福和為難之處,我們只是從我們的角度去看。」創作者一定會有自己的觀點,而包裝故事的手法和方式,就是每個國家獨有的特色了。
用心的眼睛去看世界:屬於台灣人的集體記憶
現場有民眾向製片提問,為什麼會想設定片中角色有美國空軍二代、政二代、乩童等多元身分?高懷茹以桃園人的自身為例,並說明七零年代的台灣桃園工業區,其實是有許多外國人的,片中「貝蒂」這個混血兒角色,甚至激發了高懷茹動身製作人生第一部短片,「這三種角色身分就是你在台灣非常容易遇到的人,他跟故事核心有很大的關聯。」透過這些角色去親近主角小琪,也讓我們對故事的共鳴度又更提高了一些。
關於「要怎麼用『心』的眼睛去看世界」這個問題,高懷茹回答:「每個人的心真的都不一樣,他沒辦法給你一個答案。」他說明自己身處影視產業,高度變動性會使生活危機感持續存在,陷入低潮的時間裡,很可能得用外在的事情去做很多不同人生階段性的判斷,這種時候,就應該靜下來,聽聽自己的心想要怎麼講。「你真的不需要其他物質去修復你的身心靈匱乏。」製片說,他曾經因為不曉得這個問題的答案而感到煩躁,但隨著人生歷程,也慢慢懂得調整心態,好像比較不會被外在影響,或許這就是用心去看世界的方式。
《幸福路上》透過不同面向和角度,譜出台灣人曾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歷史,透過主角小琪的眼睛,除了紀錄台灣三十幾年來的變化,同時也讓台灣人沉澱下來,回首過去,思考關於幸福的定義,從威權走到民主,再從幸福路重新出發,沉澱下來打起精神,再次以台灣人的身分追尋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