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1018 楊逵生日

楊逵不只是一名作家，更在台灣遭受殖民政權統治，以及威權政府的戒嚴體制之下，積極關懷台灣社會，透過社會運動的參與以及文學的書寫，追求自由、民主、反抗獨裁霸權、無歧視與壓迫的理想。

【歷史上的今天】1018—楊逵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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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Iûⁿ Kûi），本名楊貴，1906年10月18日生於臺南州大目降街（今臺南市新化區）。楊逵不只是一名作家，更在台灣遭受殖民政權統治，以及威權政府的戒嚴體制之下，積極關懷台灣社會，透過社會運動的參與以及文學的書寫，追求自由、民主、反抗獨裁霸權、無歧視與壓迫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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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活與關懷視野的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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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幼時家境貧困，加上體弱多病的關係，楊逵直至十歲左右方進入新化公學校就讀。身材瘦弱的他，時常被同學作弄，一方面拿他的名字「楊貴」作文章，以「楊貴妃」揶揄他，又或者嘲笑他的外表，喚他為「阿片仙」。孩童直率的殘忍與惡意，在年幼的楊逵心裡種下一顆顆種子，他因此並不喜歡「楊貴」這個本名，對自己所面臨的強者欺凌弱者的環境，甚早便已有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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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1915年發生的噍吧哖事件中，楊逵的兄長被強迫前往協助日方運輸鎮壓所用的軍火，當時年幼的楊逵也透過門縫，看到外頭殖民政權所出動的大量武裝鎮壓部隊，帶著肅殺的氣息浩浩蕩蕩從家門前經過；加上在村民與家人的口耳相傳中，繪聲繪影轉述的日軍對涉事者所進行的行刑過程，對殖民政權的憤怒，以及對自身民族所遭遇的悲劇，讓楊逵日後的成長過程中，逐漸構築出反抗的精神與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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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於1922年考入臺南州立第二中學校（今臺南一中），1924年，一方面不願屈從於長輩安排的傳統婚姻，另一方面又力圖拓展自身的視野，便從第二中學校輟學，前往日本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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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考入日本大學專門部文學藝能科夜間部，從此開始白天打工賺取學費與生活費，晚上勤學苦讀的日子。這段留日的歲月裡，他也組織文化研究會，參與當地的勞工運動、政治運動，並透過文章發表，表達自己對社會運動與勞工處境的看法，如刊載於雜誌《號外》第一卷第三號的〈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怎麼辦才不會餓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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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楊逵回到台灣，參與當時由台灣農民組合所發起的農民運動，而也是在這段期間，他結識了葉陶，兩人最終在1929年結為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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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報伕：左派運動的實踐以及與文學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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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自青年時期便積極參與頗具左翼色彩的勞工運動與農民運動，自己也經歷過受雇主壓迫的勞動者的生活，這些經歷後來逐漸具現於他的文學作品上。1934年，他的小說〈送報伕〉入選東京「文學評論」第二獎，首獎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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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報伕〉描述一名臺籍青年「楊君」前往東京謀求發展，卻遭受到雇主的壓榨欺騙，面臨種種打擊，所幸他目睹同為送報伕的同伴們團結罷工，迫使雇主讓步，最終獲得工作環境與待遇的改善，在小說的最後，楊君帶著這些抗爭經驗，踏上返回故鄉的道路。〈送報伕〉全篇作品帶有濃厚的左派精神，更彷彿楊逵的一篇小型自傳，其中「對雇主反抗，迫使其向勞工階級妥協」，以及「帶著成功的抗爭經驗返回故鄉」的情節安排，更帶著當時左派青年堅毅浪漫的理想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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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這一年5月，臺灣文藝總聯盟也在台中成立，楊逵擔任其機關雜誌《臺灣文藝》的編委，只不過由於思想路線的不合，楊逵最終離開《臺灣文藝》，並自創刊物《臺灣新文學》。至1936年至1937年間，日本殖民政權對台灣社會的控制愈加嚴苛，臺灣文藝聯盟遭到解散，《臺灣文藝》和《臺灣新文學》也陸續遭到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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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媽媽出嫁：共存共榮的荒謬與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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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爭爆發後，楊逵一度遭到逮補，之後出獄，在友人的資助下開闢「首陽農場」，以「首陽山上，義不食周粟」的典故，宣達自己對殖民政權的不認同；同時也持續發表文學作品，包含1942年發表於《台灣時報》274號的〈鵝媽媽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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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分為林文欽與敘事者「我」兩個主線，以敘事者的觀點，描述堅守馬克思思想的友人林文欽，企圖透過和平、非暴力的協調方式，將自家擁有的龐大祖產投入到全體共榮的經濟計劃中，沒想到最後卻因為積欠債務，遭至家破人亡，自己也在窮困潦倒中迎來夭亡的命運；另一方面，敘事者經營園圃、種植花草，養了一群鴨鵝，卻在和醫院院長交涉的兩百株龍柏的生意過程中，遲遲沒有意會到院長對家中飼養的母鵝的偏愛，而頻頻遭受刁難，最後終於在旁人指點下，將孩子們心愛的「鵝媽媽」給「嫁」到院長家，自此拿到不斷被拖欠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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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共存共榮。』種苗園老闆又說了。大東亞戰爭就以『共存共榮』為標榜，連這位鄉下人也學會了這一套。」作為雄壯的口號，在戰爭期間大肆放送的「共存共榮」，說穿了在看似美好的外衣下，本質仍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在楊逵的作品中，更諷刺地透過林文欽和敘事者的不同下場，對比出渴盼認真實踐「共榮經濟理念」者的注定失敗，以及共同虛矯地串演出「共存共榮」者，因而僥倖生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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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戰爭打響的第二年，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推行，各地都在舉報「間諜」與「非國民」，意識形態被高度審查的期間，公開發表的〈鵝媽媽出嫁〉，豪不客氣指出殖民政權堂堂正正祭出的「共存共榮」的口號，背後所夾帶的荒謬與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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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宣言：全世界最貴的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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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後，楊逵與葉陶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的清算過程中雙雙被捕，又於8月獲釋。到了1949年，楊逵有鑒於當時在中國愈演愈烈的國共內戰，因而在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
「台灣……深恐戰亂蔓延到這塊乾淨土，使其不被捲入戰亂，好好的保持元氣，從事復興。」楊逵在文中極力呼籲，以台灣作為和平建設的示範區，避免遭受國共戰亂的波及，也進一步提出和平建設的具體方針，以還政於民、保障人權、釋放政治犯、停止政治性逮補、打破經濟不平等、實施地方自治等作為訴求。文末，楊逵更主張道：「我們相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我們更相信：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乾淨土，使台灣建設上軌，成個樂園。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再重武裝來刺激台灣的民心，造成恐懼局面，把此一比較安定乾淨土以戰亂而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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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歷經二二八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力性鎮壓，以及自身遭受逮捕後又被釋放後的楊逵，對於當下的台灣所做出的呼籲，然而這樣的舉動，使得他再度遭受逮補，其後被判處十二年的有期徒刑，送往綠島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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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推動農民與勞工運動的楊逵，固然也是經常被殖民政權逮補、審判、監禁的對象之一，而根據張良澤的記憶，在他與楊逵對談的過程中，也聽楊逵講述過當時批判政府可能遭至的後果。楊逵提到，日本帝國再嚴酷，也是依法辦罪，如果是以演說、撰寫文章來攻擊政府的話，最重會被判坐牢二十九天；只不過，回到「祖國」的懷抱以後，法治基礎變得不明不白，而他光是因為一篇不過五、六百字的〈和平宣言〉，就被關了十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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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關不住：慘白水泥塊下的盛放玫瑰
在綠島服刑的這段期間，楊逵也持續投入創作，並將作品發表於《新生活》壁報與《新生月刊》，包含後來改名為〈壓不扁的玫瑰〉的〈春光關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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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春光關不住〉依舊以直白的筆調，明確批判二戰時期的台灣，在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號召下所遭遇的苦難，又以盟國空襲轟炸後，被水泥塊壓住的玫瑰花苞，暗喻台灣人民火熱而堅韌的心，最後更透過「將玫瑰植入黃花缸（崗）」的寓言，作出人民共同集結的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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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許多人也注意到，〈春光關不住〉或許不單只是一篇批判「日人對台人壓迫」或顯示「台人對日人抵抗」的小說而已，畢竟〈春光關不住〉被書寫、刊登的背景脈絡，是楊逵因為一篇以溫和訴求為核心的〈和平宣言〉，而被送往綠島服刑多年，他所面臨的不再是那個只會「居留二九工」的殖民政權，而是一個更腐敗、蠻橫而不講理的獨裁政權；是以，我們不妨回頭詢問，那個在故事中不斷壓迫欺凌人民的「軍閥」究竟是誰？而壓在玫瑰上的水泥塊，象徵的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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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如說，始終與普羅大眾站在同一陣線的楊逵，所立足的是一個更高的視野，他真正要批判的，是所有壓迫、剝削人民的強權與暴政，無論這樣的政權來自哪一個國家，都會是他加以批判的對象，只不過當時身陷囹圄，又是在戒嚴所造成的白色恐怖氛圍下的楊逵，仍舊以「日本帝國」作為一個惡人的臉譜，藉以讓他的這套「強權壓迫弱者、弱者抵抗強權」的敘事，可以背堂而皇之地通過軍警的審查、發表到月刊上——而誰能說它不是一個最正確的敘事呢？但在當時，又有誰能更進一步解讀這份幽微的心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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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鋤頭在大地上寫詩：東海花園與台中文化城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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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在1961年出獄回到台灣，並在東海大學對面購置荒地，闢建東海花園。東海花園在1970至1980年代，因為楊逵而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標與文學教育空間，更讓不少人前往朝聖，對楊逵而言，東海花園則是他希冀促成臺中「文化城」的起點，拋磚引玉，讓東海花園可以有更豐富的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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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03月12日，楊逵在女兒楊碧的家中離世。不僅在稿紙上勤懇地筆耕，同時也「用鋤頭在大地上寫詩」，楊逵對人權與人道主義的關懷，寫成了文學，也實踐在他窮盡一生投入參與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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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楊逵生前未竟的那個，起造臺中文化城的遺志，雖然依舊被一群關懷台灣的土地、歷史與文化的人們記持著，歷經兒子楊建、孫女楊翠長期的奔波爭取，但面臨當今土地開發利益的複雜關係，是否真的有落實的一日呢？遙想這片苦心赤誠傳承至今，卻也可能被無奈剝削，令人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