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7我是受難者,更是運動者──真人圖書館 側記

2024年4 月16日

 

「這世界總是要有撐傘的人;走在自由路上,心中有愛,我們就可以活下去、撐下去。」──魏筠|桃園市議員

文/議題組志工 瀚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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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場活動中,魏筠分享他從一個厭惡政治的受難者家屬,到投身政壇、參選議員的過程。這一路上,魏筠經歷了哪些困難,又有什麼樣的所思所想?

 

因運動而受難,也因受難而運動的人生

魏筠的父親魏廷朝出生在一個貧困的家庭,但魏家依然重視教育,也會無條件支持他的決定,求學時期,魏廷朝便對民主思想、異議雜誌有許多興趣,也參加各種讀書會。學生時期的義民中學案是他的思想啟蒙,「為什麼一個認真教學、對待學生親切的老師會被指責為共匪,甚至被槍決?」

魏廷朝曾因學校強迫全班加入救國團憤而退學轉向自學,之後出乎大家意料的考上台大法律系。大學時認識了同學謝聰敏與教授彭明敏,並在畢業後投入一生志業參與社會運動。魏廷朝一生三次入獄,涉入案件分別是台灣自救宣言案、台南銀行爆炸案以及美麗島事件,他自20多歲持續挺身對抗威權政府,因運動而受難、也因受難而運動的人生,一直持續了三、四十年。

 

受難者不只一人

魏筠笑著說,對於父親的認識其實大部分是來自政府的監控檔案,他也不知這是幸運還是難過。政府詳實記錄他身邊的人事物以及親友對話,就連出國旅遊時都遭到監控。

魏筠認為,除了那些遭到壓迫、入獄的政治受難者,他們的親友同樣遭受苦難。魏筠的祖父因為兒子入獄抑鬱而終、祖母晚年病痛纏身、三叔因政治犯家屬的身份無法出國、二叔獨自扛起家中重擔。即便如此,全家對魏廷朝的行動始終抱持著支持的態度,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魏筠的小叔魏廷昱也受魏廷朝影響,不僅參與黨外運動,更加入黨外雜誌社支援組織運作。

 

關於魏筠:我的受難與我的運動

接著魏筠開始分享自己的過去。小時候媽媽帶著他們坐火車到監獄,探望一個「名叫爸爸的叔叔」。對孩子們來說,這個始終在獄中的爸爸,比起父親,更像是個不熟的叔叔。

他覺得自己很像沒有病視感的患者,對父親以及自己受到的對待,並沒有自己是受難者的想法。魏筠表示,自己從來都不喜歡外界同情政治受難者、甚至煽情的眼光,因此大多時候不願提到自己是魏廷朝女兒。

大學畢業後,魏筠考上書記官,並在板橋地檢署服務。當時他一心想脫離受難者家屬的身份,也不想牽扯政治。但作為書記官,讓他有大量時間接觸許多不同獄中的犯人,他看著這些人的生活,轉念一想,對於父親多年來持續出入獄中以及對魏家帶來的影響,漸漸釋懷。

太陽花學運時,小叔非常支持年輕人,讓魏筠深受感動;後來小叔過世,也成為他決定投入政治工作的契機。從一開始的政治幕僚,到後來直接投入議員缺額補選,魏筠說自己從小討厭選舉,「我始終搞不懂為什麼大人為了選舉必須這樣瘋狂、投入,甚至借錢、欠債,只為了選舉」,直到真正全心投入後,才有了切身感受。

他提到,自己投入政治一部分是受東野圭吾的小說《流星之絆》啟發:「如果能夠一直普通,就很了不起。」作為一個政治受難者家屬,作為魏廷朝的女兒,魏筠始終尋尋覓覓、期盼能夠得到真相,但同時也害怕自己的身份被其他人投以同情的眼光,讓自己變得不普通。如果能夠普通地走在實踐自己理想的道路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魏筠對於社會要求政治受難者克制、理性想法感到疑惑,「政治受難者家屬也是一群普通人,並沒有因為他們成為了受難者家屬,就變成了特別的一群。」他不禁質疑,為什麼遭遇這樣的事情,家屬們不能慌亂害怕,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保持沉著冷靜的。對社會上其他人來說,這些可能只是一些平凡的故事,不過一旦發生在身邊的人身上時,這樣的體驗與經歷才會變得立體。

魏筠認為,他的父親可說是自願性地受苦,但對其他人來說其實是非自願地受苦──或許在過程中會感到難受、迷失方向,但魏筠最後也決定投入自身,踏進這個父親自願受苦的行列中。魏筠認為像這樣的經歷,造就了一個集體不斷受苦的社會,但社會要能夠集體明辨是非,才能逐漸邁向一個更美好、更民主的台灣,也讓身為社會一份子的所有人,走在成為好民的路上。

「這世界總是要有撐傘的人;走在自由路上,心中有愛,我們就可以活下去、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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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講座 × 519白色恐怖記憶日

殖民的延續與抵抗:後殖民視角下的鄒族集體性與白色恐怖經驗(1949-1987)
時間:5/3(六) 14:00-16:00
地點:好民文化行動(台中市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

在戒嚴與威權統治交織的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族並非僅是被忽略的歷史背景,更是深陷「內部殖民」治理的核心場域。本講座採取少見於主流白色恐怖研究的後殖民視角,以鄒族為例,探討國家如何透過語言政策、行政體系與敘事建構延續殖民秩序,並分析在壓迫中,族群集體性如何展現出韌性、重構與抵抗的能動性。
我們將從三個關鍵時期切入:1949至1954年間,鄒族領袖高一生推動「新美集體農場」,展現出部落自主治理的構想,卻遭國家以政治理由鎮壓,成為族群創傷的開端;1955至1969年間,國民黨政權推行「山地平地化」政策、設置山地黨部並推動說國語運動,系統性地削弱鄒族語言、信仰與決策體系,迫使族人從公開政治實踐轉向文化記憶的隱性保存;1970年代起,隨著社會逐步鬆動,鄒族開始於文化場域回應殖民敘事,特別是1980年代針對「吳鳳神話」的批判行動,展現深層的歷史對話與身份重建。
本講座不僅回顧鄒族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經驗,更關注原住民族如何在殖民治理邏輯未曾終結的情況下,持續反思並重構集體主體性。這段被主流歷史書寫所忽略的經驗,至今仍深刻影響鄒族的政治參與與文化實踐,也為理解台灣轉型正義提供不可或缺的關鍵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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