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8_ 直擊內心恐懼,是偏見亦或真實?談第一廣場之不同角色間的凝視

2016年7 月28日

 

文、圖 / 曾宥儒、馮馨瑩、潘琳燕、陳依蓮、陳氏碧泉

「環境上的親密、心理上的陌生」是蘇美智在《外傭:住在家裡的陌生人》裡寫下雇主與外籍幫傭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的矛盾心境。而這段文字若與台灣人面對「第一廣場」的經驗時,竟也是同等貼切。

第一廣場,與火車站只有200公尺的距離,從市場改建後,成為新興的商場,但現在當我們走進第一廣場時,心境上可以用那句老掉牙的廣告金句註解-「既期待又怕受傷害」。興奮來自於我們即將踏入這棟神秘的建築物,期待進一步認識移工朋友。然而,當雙腳一階一階地踏上布滿灰塵、未運作的手扶梯時,感覺到四周的空氣被我們不甚熟悉的語言填滿,與我們面孔相似卻又陌生的眼神望向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地我們竟也感覺到了一陣「害怕」,卻難以言喻這份「害怕」是源自於大樓本身還是裡面的人?對於這棟佇立於此近四十年的建築物,以及開放來台工作已二十餘年的東南亞移工,外在接觸上我們都是習慣甚或緊密的,然而內在心理我們卻似乎從未真正理解。

於是,我們尋訪與我們一同出現在這裡的台灣朋友,試圖從他們的回答之中,釐清這一份恐懼的心理從何而來,也在過程裡,重新思索了自己與其他台灣朋友對於東南亞移工的認識與歧視,是在光譜上如何的擺盪,從過去忽視他們為我們的一份子,到看見他們,再到與他們有互動之後,歧視真的有消失嗎?抑或是轉換成了另一種形式而已。

「請問你對一廣的印象是什麼?」

對六年級生來說,國中與高中時期的一廣,是很好逛的的地方;而今日問到一廣的印象,「外勞很多」、「蠻髒亂的」、「有點恐怖」是較多人的答案。在綠川廣場上被我們詢問一廣印象的陸生,露出害怕的表情,表示這裡很可怕。管理綠川廣場的老伯說,廣場總是在假日被外勞弄得很亂,垃圾很多,又管不動他們。網路上也常見「外勞很多」這一類的答案,幾乎都是負面的評價。然而我們在成功路與繼光街交界的越南麵包攤子前,巧遇的三個大學生,他們有很不同的看法。

這三位來自東海大學的學生,是為了一份通識課報告前來一廣,其中一位是台中人,比較知道一廣的狀況,一位是台北人,一位是高雄人,後兩位都沒有到過一廣,會來到一廣是因為住台中的同學提議,他們才第一次踏進這一小區。遇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剛在越南小食攤買完鵪鶉蛋,正在剝蛋殼。他們對一廣的印象是很新鮮、有趣。接下來,一群人一起進到一廣的二樓,在越南飲料小吃攤位找到位子,大家各自點了不熟悉的越南飲料,就著寫上ㄅㄆㄇㄈ的台製小摺疊桌,坐在小塑膠椅上聊了起來。

其中一人說到一廣很有主體性,有別於台灣其他的泰式、越式餐廳,比較有「東南亞的感覺」,不是刻意被台灣人塑造出來的特色。如果要帶朋友來,就會來這裡吃東西,只是如果不是跟著我們一起進來,還是會不敢走進一廣裡面,畢竟對這個地方是陌生的。但是進到裡面,都是別的地方沒有的感覺,像是身邊可以看到的文字,或是摺疊桌上,放著一大盤葵花子、一杯黑糯米冰,都是很新鮮的體驗。

我們的座位就在電梯口,一位包著頭巾的女子推著推車要進電梯,大家挪位子讓出空間、互相微笑以對。其實台灣人與外籍移工的距離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吧!就像那位從台北來的大學生說:「既然都已經出現同一個地方,當然是多認識比較好,比較不會有互相敵對的關係。雖然他們來這邊做一些比較辛苦的工作,可是我們對他們的態度是蠻有戒心、甚至敵意,比如說他聚在北車(台北車站)一起聊天,可能台灣人就覺得他們沒有文化、落後,其實蠻敵對,沒有了解的基礎。我們應該推薦,透過吃來增加了解,只要吃完大家就會認識。」沒有接觸,就容易有誤解。而對不同文化的尊卑觀念,也是許多人心中無形的尺規,其中一位大學生說:「高低之分會有衝突,可能對不了解的人會有一點偏見。」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台中人不喜歡去一廣。

來一廣消費的人變了、店家變了,但是人與人的交流,還是繼續在進行;透過味覺視覺的體驗,品嚐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國的小吃,台灣人與在台灣的東南亞人之間,會不會更容易互動,不再有一道難以翻越的牆?


(封閉地下賣場的牆,還隔開了什麼?)

「一廣就像白紙上的一顆黑點, 一廣是被放大檢視的」

對於近年來在一廣的變化,第一廣場外負責管理秩序與場地清潔的警衛大哥說,一廣的變化對工作沒有什麼影響,就個人本身而言,一廣變得怎樣都無所謂。「沒有感覺、麻痺了」是他對第一廣場的想法,他也說,那些既有的印象與感覺是對遊客、商家而言,而對他來說這些已經內化成工作中的一部分。

提到對東南亞移/民工的想法,大哥說,和普通人一樣的看待就好,「會對移民工感到害怕或恐懼嗎?」他笑笑答道,如果怕那就不用管理了!工作中,偶爾會有爭吵與打架事件發生,並且這些事件是確實存在的,我們可能會疑問,難道這裡充斥著負面事件嗎?他說,人跟人沒有什麼正面、負面,台灣人也是會喝酒、打架。最後他提到,在這從事警衛一行的無奈,因為警衛與移工們雙方語言不通,台灣人如果發生打架事件可以用言語制止,但對於移民工而言成效很有限。

在第一廣場內部販售手機配件的老闆則說,排擠與歧視不是一時之間形成的,而是因為你與我之間的感覺改變了,雙方缺乏溝通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結果。「如果把台灣比喻一張白紙,那一廣的犯罪事件就像白紙上的黑點,我們都只看到紙上的那顆黑點,忽略同時間發生的其他點,一廣是被放大檢視的。」老闆說。而這些犯罪事件不僅僅只發生於移民/工的身上,台灣人也一樣會犯。「嫁來台灣的算不算外籍,不算啊,只要有身分證也算台灣人啊,也是新住民啊,新住民也有好也有壞......很多,那都是雙方面的。」

來一廣聽故事,重新認識移工朋友

我認識的越南移工朋友們各有各自的故事,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他們心中都帶著一個改變家人與自己生活的願望。來台工作之前他們為自己所準備的行李,無疑地只是菲薄的語言能力、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對勞動法和勞保法的一知半解,以及一筆大約4500 – 7500美金的仲介費。這筆錢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大部分都要跟親友或銀行借來。再說,越南勞動法律裡有些對移工不利的條款 (註1),該國政府對國內仲介公司的鬆散管制也促成諸多移工成為黑心仲介的受害者。

對越南移工來講,加班是讓他們能夠盡快償還債務、實現他們與家人的願望的必要條件,但代價是陷入一個節奏緊密的工作循環。有的人來到台灣之後很快就適應了異鄉的環境和工作;有的則遭遇不公的對待,或因薪水不足以還清債務,只好選擇逃跑,加入了非法勞工的行列,從此面對高額的罰款與被遣送回國的危機。

一次,一位我在一廣認識的越南移工在跟我聊天之時,就拿出自己的手機給我看照片。照片裡是另一位越南移工,年紀大約24歲,瘦小但看起來伶俐活潑的他有燦爛的笑容,右手伸出像在跟人說「Hi」,左手則被拘繫著。這張照片是他被逮捕的那一天拍的。「這是我的好朋友,他在工作滿期三個月前逃跑,三個月後就被抓了,他的室友報警抓他。在台灣時越南人害越南人並不少見,逃跑者也要爭奪工作機會嘛。」

我也感覺到了他們所帶來的人情味。「我們來台灣工作都是為了幫忙改善家裡的經濟,平常都在工作,只有假日才能出來走走,來這裡跟同鄉朋友聊一聊、吃個飯、問問他們的生活情況。」、「我有聽朋友說過他們被歧視,或老闆對他們不好,我則沒有。我遇到的台灣人都很有禮貌,我從他們身上學會了不少」、「我會努力工作、省錢,希望以後回國可以自己創業。」

註1:議定95/2013/NĐ-CP第35條第二款: 在國外工作的移工若逃跑、合約滿期但偷偷留下來、不按照合約到達工作的地方回國時會被罰80.000.000 -100.000.000越盾(新台幣117000 – 146000) -議定115/2015/NĐ-CP: 在國外工作者仍必須交國內的保險     

跨越文化界限,就會看到自己的不足

若不親自走進一廣,對我們來說這裡可能永遠只是一個「髒亂」、「令人感到害怕」、「治安焦點」的「外勞天堂」而已。然而,一旦試著坐下跟移工朋友聊一聊,我們才知道,我們對移工朋友有這麼多不了解:當決定跨越自身的文化界限,對自己的價值觀挑戰,你可能會發現,原來這裡沒有想象可怕、這裡的人們也很平凡,他們與我們一樣有好人也有壞人,同樣都是人、都有毅力與夢想,但為什麼我們只看到他的缺點呢?

如今一廣的破舊、移工喝酒鬧事事件,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但若只就這幾點來解釋我們對這個地方的恐懼是否妥當?還是應該要說,我們對一廣的害怕,是因為內心的刻板印象一開始就把移工朋友們醜化了?它使得我們看不見對方的好處,也看不見自己的不足?我們是否拒絕了讓自己去體會、去了解他人,也了解自己的機會?

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和國大黨領袖Mahatma Gandhi曾經說過「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最關鍵的一點是這個社會如何對待其最弱勢的成員」,我們台灣的社會是否真的文明,答案請容我們留給各位讀者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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