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議題組讀書會：《轉型正義之路》第八章導讀

《轉型正義之路》第八章｜加害者、共犯集團及其問題

資料整理：志工 瀚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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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專制獨裁體制過渡到自由民主體制，分為流血革命以及和平轉移，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在新社會當中舊政權者是否有機會繼續掌握國家機器。而臺灣社會一直到2017、2019年分別通過了《促轉條例》以及《政治檔案條例》後，才逐漸從關注受害者進入到看見加害者以及其體系，甚至是背後共犯結構的階段。以下內容將針對加害者及共犯集團等問題進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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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型正義的除垢法：

在自由民主化的過程中，如何確保國家機器中立化？若干中歐和東歐國家訂定了所謂的「除垢法」來確認這件事。轉型正義除垢法，主要是用來排除前獨裁體制成員在新社會當中擔任公部門、傳播媒體事業等機構要務，以確保民主轉型並避免威權復辟，增強人民對於公共制度的信任。

根據2019的調查顯示，臺灣社會仍有將近八成的人不信任司法，沒有正確落實除垢法亦是原因之一。《促轉條例》第四條第二項內容規定：「……並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雖然看起來像除垢，但實際上只是釐清責任，而非免除職務的法源。法條中的壓迫體制參與者，正是共犯集團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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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害者名單的類別：

1、壓迫體制的決策者：

最頂端的蔣介石，以及做出不當核定、覆議的軍事長官。

軍法審判官是白色恐怖最大幫兇，根據中華民國頒布的軍法人員轉任司法官條例，軍法官可以轉任法官、檢察官。

2、刑求者：

調查局讓臺灣人與外省人互相用刑，且特別招考年輕人加入，納稅人卻繳錢讓刑求者領著國家薪水酷刑折磨人民。

3、告密者：

臺灣的大學校園以及海外的留學生，許多人曾收取金錢，以監視、檢舉身邊的人；戒嚴時期公家機關的人二室，主責保密防諜、監控所在單位工作人員的思想言行。

4、執法時違法者：

政治哲學家漢娜．顎蘭（Hannah Arendt）曾言：「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 整個壓迫體制的下層工作人員，如士兵或獄卒，因為不是決策者而通常不會被究責，但若是犯法、施以非職務的暴力，仍然應該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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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犯集團成員：

在狹義的界定當中，共犯集團成員指的並不是所有人，而是積極主動協助的人，例如超出職務要求加碼協助的公務員。

在高一生事件當中，陳丁奇被派為宣導員之一，負責告知里佳村村民高一生的罪狀。然而，陳丁奇卻和村民說「高一生不可能做壞事」，並善用各種方式暗中協助高一生，成為給予受難者相當大程度鼓勵的消極抵抗者。相反的，嘉義縣首任縣長林金生卻是積極協助誘捕高一生，聲稱「高鄉長盜取了你們的錢」，甚至迴避高菊花希望能救助父親的請求。形成極大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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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私領域劃分的問題：

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的遺著《史家的技藝》當中提到：「的確，我們的心靈有內在的分割，而且有些人特別擅長於這等區劃……有多少人事實上是生活在三、四個不同層次？」這意味著人類可以且擅長在不同的社會角色中擁有不同的面貌。例如，林金生的兒子林懷民始終相信林金生是一個好父親、一個不收禮的清廉首長，但這並不能代表林金生就不是黨國的一份子、不會協助黨國機器作惡；對孫子來說，蔣介石或許是個很好的阿公，但他賜人死亡時，卻沒有去想被判刑的人也是某人的兒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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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邪惡的平庸性：

看似認真服從、溫良恭儉讓的人，卻做著極度邪惡之事。

服膺命令的官僚也許外表看起來極度平庸，卻在專制獨裁體制下參與國家機器作惡。這些人無法獨立思考，服從命令、崇拜領袖，容易被主流思維帶著走，縱使滿手鮮血，也以盡忠職守為傲。

專制獨裁體制容易成功之處，在於吸引了那些刑求人的人、告密檢舉好友的人，就像在路上和你擦肩而過的人，看似平庸而讓人無法產生戒心，他們作惡，卻不會產生罪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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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臺灣社會仍有許多黨國後裔把持了各行各業的頂端，社會必須了解、面對他們的過去與歷史，才有辦法解構他們的話術及背後的潛台詞。

相對於「邪惡的平庸性」，在權力金字塔最上端的那些人，更可能具有「邪惡的傲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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