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28《傳奇女伶：高菊花》 電影放映 × 映後座談 側記

「高菊花濃妝下的那一切是真真實實台灣歷史的傷痕，而儘管高菊花在身為女性、原住民與台灣人的身分面臨多重壓迫，仍然是一個堅強的女性。」

0328《傳奇女伶：高菊花》 電影放映 × 映後座談 側記

3月28至29日，楊逵文教協會攜手好民文化行動協會、野火樂集、光合基金會共同舉辦「政治暴力創傷知情教育營」。其中第二場活動為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特映座談活動，映後由野火樂集創辦人熊儒賢與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長林芳如與談，分享拍攝與製作歷程，並探討政治暴力創傷如何在家庭中留下長遠影響。

本片由高菊花的女兒追尋回憶談起，透過監控檔案與她的日記，從原本對母親的破碎印象出發，漸漸拼湊出她被時代壓迫的人生。在映後座談時，本片監製熊儒賢提到，高菊花上台前不與任何人交談，因為她害怕說錯話、被威脅；而當演出結束、掌聲仍在延續時，警備總部的人已經在後台等候，她一下台，就被帶走問話。「掌聲尚未停止，人就已經離開。」這樣的斷裂，使「掌聲」不再只是肯定，而成為一個值得被質疑的符號：當一個人被賦予舞台，卻同時失去說話與行動的自由，那些來自觀眾的掌聲，究竟還剩下多少意義？

▶被命名的人生：高菊花與派娜娜

紀錄片所呈現的高菊花，不只是個體的生命故事，也是一段在威權體制下被形塑與壓抑的歷史。她的生命轉折，始於父親Uongu Yata’uyungana（高一生）在白色恐怖時期被誣陷為政治犯，最終遭到槍決。在父親離世之後，她放棄原本赴美攻讀醫學的機會，走進歌廳，以歌聲撐起一家生計。

然而，這條看似通往舞台的道路，從一開始便與權力結構緊密交織。由於家族的政治背景，她被列入黑名單，歌聲遭禁、影像被封，甚至被迫「接待」外賓。在這樣的處境之中，她以「派娜娜」之名活躍於歌廳，在鎂光燈下成為被觀看的對象；但這個名字，同時也是一種被加諸於身的角色——一個可以被使用、被安排的位置。

隨著影像與檔案逐步被揭開，高菊花的生命經驗也顯現出更為複雜的樣貌。她不僅長期處於監控之下，更曾在威權體制的運作中，被迫成為「外交手段」的一部分，成為波蘭共產黨高官的伴遊。在檔案裡她被記錄為「經常出入旅館之中國歌手」，並被指與受監控的波蘭船員往來密切，甚至寫道她「常至旅館探訪，並於Lamona演唱」。在這些來自波蘭與台灣情治體系交錯的紀錄中，她成為了一種可被利用的外交與情報資源，而不再是單純的表演者。

▶揭露創傷，是在還原歷史，還是再次傷害當事人？

這段歷史並非一開始就清晰可見，而是透過長時間的追索與拼湊才逐漸成形。作家林蔚昀自2009年起致力於尋找台灣與波蘭之間的歷史連結，在波蘭國家記憶研究院與相關檔案機構之間反覆查找，最終確認了這段長期被掩埋的過去。隨著近年檔案解密，這些曾被壓抑的生命經驗才逐漸被看見。然而，在書寫與揭露的過程中，林蔚昀也一度陷入強烈的自我質疑——當這些創傷被說出，究竟是在還原歷史，還是再次傷害當事人？

也正是在這樣的遲疑與掙扎之中，這段歷史顯得更加沉重。紀錄片不僅是在回顧過去，更是在重新打開一段曾被刻意關閉的敘事，使那些被壓抑的聲音，得以重新進入公共視野。

▶透過酒意才說得出的生命

映後座談中，監製熊儒賢提到，自己作為外省第二代，過去並未意識到白色恐怖如何影響個體生命。他原本試圖尋找的，是自己與這片土地之間更深層的連結。而與高菊花的相遇，改變了這條路徑。

從製作高一生專輯、進入達邦部落開始，熊儒賢逐漸被帶入那段歷史之中。熊儒賢分享，比起正式訪談，高菊花往往在酒後，才藉著酒意傾訴自己的生命故事——那些關於被羞辱、被當作性工具對待的經驗，難以被完整轉述，也難以被外人真正承接。

▶從多重壓迫中看見行動主體

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長林芳如則從「自由路上藝術節」的策展脈絡切入。她指出，「自由路上藝術節」始終強調在地性與女性等面向的呈現，而高菊花的生命經驗，正是在這樣的視角下被重新理解的起點。她認為，高菊花濃妝之下所承載的是真實存在於台灣歷史中的傷痕與記憶。

高菊花的生命並不能被單一身分所解釋。她同時是女性、原住民、政治受難者後代同時也是直接受害者，也是在威權體制中被牽動的個體。這些身分在歷史與權力關係中層層疊加、相互作用，讓她承受的壓力呈現出高度複雜且結構性的樣貌。

林芳如進一步指出，正因為這些交織的處境難以被單一敘事完整涵蓋，高菊花的經驗在過去往往被切割、簡化，甚至被固定為「受難者」或象徵性人物。然而，《傳奇女伶：高菊花》的重要性，是讓觀眾看見高菊花如何在多重結構的交疊之中，仍然持續生活、選擇與行動，使主體性得以在壓迫之中被重新辨認。

撰文：志工紫芃
攝影：志工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