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治警事件一百週年】

【歷史上的今天——治警事件一百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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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往情深是此行，中流擊楫意難平。
　風吹易水衝冠髮，人唱陽關勸酒聲。
　意外鯤鵬多變化，眼中人獸漫縱橫。
　臨歧一掬男兒淚，願為同胞倒海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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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首漢詩，是台中詩人 #林幼春 先生所寫下的〈送蔡培火、蔣渭水、陳逢源三君之京〉。詩中描寫1923年02月，蔡培火、蔣渭水、陳逢源等三人即將啟程前往日本東京，台灣各界人士在台北江山樓為他們送行，令詩人引發的種種感觸，整首作品帶著悲壯滂薄的氣勢，典雅而不失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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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人前往東京的目的是什麼呢？而林幼春又為什麼要運用這樣激昂的筆調，來描寫這次的送別呢？這就要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們，對台灣人自治權的爭取開始說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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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全島快自治！台灣人的現代政治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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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台灣於1895年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以後，全島各地有過或大或小的漢人武裝反抗行動，其中又以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規模最大，並且有大量參與人士遭到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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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來庵事件以後，台灣漢人對殖民政府的武裝反抗行動開始趨於沉寂，到了1920年代，則轉往謀求體制內的改革。在這其中最主要的訴求之一，就是設立台灣人自己的議會，為自己的權益發聲，落實自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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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轉變，跟當時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也相當密切的關聯。一方面隨著1917年，俄國革命的成功與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對於當時受到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雙重打壓、剝削的勞苦大眾而言，無異是一大鼓舞，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的 #社會主義思潮 成為1920年代影響整個世界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8年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也提出了 民族自決 的主張，讓許多殖民地的人民產生為自身爭取權益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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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同時期的日本正值 大正民主時期，社會氛圍相對開明寬鬆，日本本國興起自由民權的主張與社會主義運動，各種從西方引介的嶄新思潮，正好也被當時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的台籍留學生們所接觸吸收，成為改革台灣社會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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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會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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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到了1919年底，由蔡惠如、林獻堂等人所召集的東京留學生們，便開始組織團體，並在1920年01月11日正式成立 #新民會。起初，新民會的主要訴求集中在爭取《六三法》的撤廢，讓台灣人可以擁有與日本人等同的法律地位。《六三法》這套當時由日本帝國國會通過的法律，授權台灣總督府在台灣頒布與法律同等權限的行政命令，不僅成為當時治理台灣的根本大法，也讓總督府在台灣擁有極高的專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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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地，這項撤廢運動的推行便在林呈祿等人的倡議之下調整了方向。林呈祿認為，台灣本身有自己的獨特性與主體性，因此並不應該盲目追求與日本人的同化，反而應該要強調台灣人的自治權，推行台灣人自己的議會，直接介入立法與預算審查等事務，這樣才是在殖民體制下，可以更加與帝國長久抗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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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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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從1921年開始，一場長達十四年的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就此展開。在這十四年內，台灣人一共向日本帝國提出十五次的議會設置請願，從召集眾人簽署請願書，到推派請願代表前往日本，並且在東京的街頭遊行與發送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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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還有一名來自台灣豐原的飛行員 謝文達，更曾經在第二次請願運動期間，駕駛著飛機，於東京上空散發寫著「台灣人呻吟在暴戾政治之下久矣！」「給台灣人議會吧！」等文字的傳單！即便隔了一個世紀以後的今日，那樣奮不顧身的熱血情懷，依然令人備受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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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了要投入與殖民政府的長期抗衡，在第二次的請願運動後，蔡培火、蔣渭水等人也認為應當成立一個正式的請願組織，因此在第三次請願運動進行的同時，跟著籌備「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成立。然而，議會期成同盟會在向台北北警署提出申請時，很快就遭到台北州警務部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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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在台灣籌備成立，1923年02月，當蔡培火一行人前往東京，進行第三次請願運動的同時，他們也把握住這個機會，向早稻田警察署提出申請，並且在東京獲准同盟會的成立。但這也隨即引起了總督府對這批知識份子的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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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全島大逮捕：治警事件與後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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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16日，也就是一百年前的這一天清晨，台灣總督府針對參與議會設置請願、以及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相關人士，展開一連串檢肅、搜查、傳訊與扣押的行動，與此同時，總督府也遮蓋逮捕的相關消息，試圖將其封鎖在台灣本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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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稱這些遭到逮捕的人士，乃是違反當時在日本本國與台灣所實施的「治安警察法」，因此這次的事件也被稱為「治安警察法違反檢舉事件」，也就是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治警事件」。在這次的逮捕行動中，一共有四十多人遭到拘押、搜索與偵訊，最後，包含蔡培火、蔣渭水、林幼春、蔡惠如等共計十八人遭到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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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審的審判之後，這些人被判全數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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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籍審判長 崛田真猿 的說法，他相信被告所提出的訴求，正也是當時三百萬台灣人民想要向帝國所傾訴的，因而他選擇尊重被告的人格，並且也顧及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融合；當然，他也表明自己並沒有要故意無視台灣的施政方針，但他同時也認為，自己乃是根據法律進行了公平的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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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判決結果，也很快就被負責該案件的檢查官 三好一八 駁回，並且進一步提出上訴。到了二審判決的結果，蔣渭水、蔡培火、陳逢源、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 與 蔡惠如 等人遭判徒刑，亦有數人遭判罰金；其中刑期最長者要屬蔡培火與蔣渭水，遭判禁錮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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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最長四個月的徒刑——如果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待，也許會覺得與戰後那些動不動就遭判十數年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是大筆一揮，就改判死刑的白色恐怖政治犯相比，有著不小的差距；但是，就讓我們回到1920年代的那個情境之下，他們幾乎可以被視為台灣第一批因為涉及現代政治運動，而遭到公權力打壓的政治受難者，具備相當不凡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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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顧：治警事件帶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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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20年代開始如火如荼進行的自治運動，難免遭受殖民政府的強力打壓，加上僅僅在數年前，台灣社會也才剛經歷過西來庵事件的大規模逮捕與處決，因此這起發生在1923年的凌晨逮捕行動，加上對相關資訊的封鎖行為，一時之間也讓全島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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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台灣人並沒有因此退卻，相反的，總督府的作為激化了台灣人心中累積已久的憤懣，也促使台灣人對公共事務參與度的提升——1926年議會設置請願的聯署數量，甚至飆升至兩千人，幾乎是第一次發起請願運動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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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抵抗殖民的觀點來看，台灣人爭取議會設置的歷程，等同脫離了傳統武裝反抗的思維，進入到非武裝的現代政治對抗，同時也運用憲法所賦予的請願與結社權，為自身爭取權益，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時期的台灣人，已經搭上了開在現代化的大道上的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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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也可以發現，台灣人一直帶著一種頑強的韌性，面對強權壓迫，我們難免也會恐慌，但我們並不永遠甘於沉默屈從，很快的，反抗的聲浪、追求民主與自決的意念，又會再度遍地開花，這是遠在一百年前的台灣人，便開始的對於普世價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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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我們更不能不提醒自己，台灣的民主運動，其實並不是最近這幾十年來的事，而是早在一百年前，先賢們就已經開始為我們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條通往光明的道路。如今，一百年過去了，我們是否還能守護這份得來不易的民主，並且將它傳承到下一個一百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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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要端看這一代的我們的智慧與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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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圖中照片攝於1924年10月18日，為治警事件二審辯論結束後的合照。
第一排坐者為辯護律師清瀨一郎等人；第二排左三為蔡惠如先生，左四為林呈祿先生；第三排左一為蔣渭水先生，左四為王敏川先生；圓圈中左一為林幼春先生，左四為蔡培火先生。
照片資料來源：《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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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陳翠蓮，《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春山。
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晨星。
周婉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再探討〉，《臺灣史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