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白色恐怖中的女性主體：書寫與際遇】 活動側記

5.20【白色恐怖中的女性主體：書寫與際遇】 活動側記

※本紀錄由東海大學女性主義與性別工作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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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作家胡淑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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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歷史中，女性聲音長期缺席。 要在宏大且陽剛的政治語言中尋找女性的主體，我們必須先從男性的故事切入，再從她們陳述那個「死去的男人」的故事中抽絲剝繭，看見性別、情感與威權體制相互交織的微觀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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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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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引述1950年「雲林莿桐支部案」中被捕的校長郭慶。照片裡，五歲的郭素貞與一歲的郭志遠並肩而坐，眼神清亮。這張沙龍照，是妻子廖玉霞強忍破碎，帶孩子去照相館拍下、寄往軍法處看守所，讓獄中人確認孩子安好，是家屬最艱困也最溫柔的體貼。 講者也分享了自身的家族記憶。母親整理舊照，翻出一張與郭慶兒女如出一轍的沙龍照，。去相館保養時，店員無心讚嘆：「民國五十幾年，這麼小就讓兒女拍這種照片，你們家一定很有錢吧。」然而實情為外公被關押在綠島，外婆在斷炊絕境中擠出高昂費用，只為給獄中丈夫寄去一份牽掛。這段歷史，在去政治化的日常對話裡，顯得突兀而流離；威權的魅影，至今仍阻止人們如實回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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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送達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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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慶於1952年4月11日被槍決。他用鋼筆留下遺書，死亡的日期卻只能用鉛筆填入空格，因死刑犯無法得知自己哪天被執行槍決，只能在最後時刻尋得一枝鉛筆，並加註「絕筆」，向家人暗示忌日。 然而這封遺書並未送達妻子廖玉霞手中，而是與眾多遺書一起，被扣押數十年，躺在塵封的檔案櫃。直到2008年，經張旖容網路發聲、林傳凱等研究者促成政府主動清查檔案，才重見天日。當郭慶的女兒拿到遺書，母親廖玉霞已罹患阿茲海默症，失去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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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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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下，家屬收到的第一份正式公文，往往是領屍通知單。但為何許多家庭最終無法收屍？ 收屍不只要付火化、棺材與骨灰罈費用，還須支付以彈孔計價的子彈錢，一孔100元，一槍兩孔，通常是三槍。在公務員均月薪約200元的年代，收屍加安葬動輒需要800到1000元，是貧困家庭無法承擔的。 郭慶被捕後，妻兒隨後失去學校宿舍的居住資格，動盪流離，領屍通知根本無從接收。那些無人認領的遺體，被送往國防醫學院捐作解剖教學，後火化葬於台北六張犁公墓，無人知曉——直到1993年，出獄政治犯曾梅蘭在竹林荒草中發現這片碑區，郭慶家屬才在五十年後確認了父親的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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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父長制中的女性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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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對國家暴力，白色恐怖下的女性發展出極其複雜的生存策略。 廖玉霞改嫁外省警察，條件為重換戶口名簿，抹消兒女政治犯家屬的記號；以此洗白全家身分，保護孩子。楊逵之妻葉陶，則在丈夫入獄後假裝輸誠加入國民黨婦女會。她們在威權陰影下與現實協商，護衛家人與子女。 然而也有悲劇。傅煒亮的太太，因猜忌丈夫與女店員的友誼，告發丈夫、並在保密局的勸誘下成為特務內線，終致多人被捕槍決。隨後改嫁有精神疾病的退役特務，用一生的沉默與痛苦的婚姻吞下悔恨。 同案中的女性黃竹櫻在審訊中曾經坦承自己對老師黎子松的傾。出獄時她已三十歲，而黎老師早已與傅煒亮於同日槍決，三十歲在當時，早已過了適婚年齡；面對父母雙雙過世，原生家庭消失與寄人籬下的孤單，她最終嫁給一位退休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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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身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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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草被捕時正逢月經，特務押解她時抱怨經血滴滴答答，而另一位女性政治犯聽聞，則斥責特務不讓高草清理。此外，女性政治犯在被捕後紛紛停經、判決底定後運送綠島安定下來又陸續恢復月經，是很少被論及的女性身體經驗。 高草入獄後患上嚴重的精神分裂，她絕食，寫下血書求死，又反反覆覆，對國家認錯求生，在她痛苦的擺盪中，可見暴力對人性的傷害，與人性遭受的倫理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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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的難題，同代人的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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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點出，在白色恐怖裡的人，經常會陷入非常艱困的道德難局。誰說出了我的名字？我被出賣了嗎？換我招供了嗎？該怎麼招？如何保護自己？保護他人？保不住怎麼辦？每個人都面臨出賣與被出賣的恐懼與考驗。我們今日討論這些女性的際遇，是因為當我們將自己放入那個倫理考驗，會發現我們與她們共享的對自由的嚮往、與身而為人的脆弱，是一樣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與她們，都是同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