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9《生命之花：以藝術創作療癒創傷》活動側記

「文字不可信，但可以創作，在創作的世界裡是自由的。」──蔡海如／藝術家。

3.29《生命之花：以藝術創作療癒創傷》活動側記

▶無法言說的童年

蔡海如的父親蔡意誠，歷經兩次白色恐怖時期入獄，前後共長達二十四年。她自九歲起成長階段中即經歷父親的缺席。然而在家族中，母親以「父親出國」作為說法，真相長期被掩蓋並成為不能觸碰的禁忌。

即使未被明說，「父親」仍以各種形式存在。她回憶，自己從小便能感受到他人異樣的眼光，也察覺母親的壓抑與悲傷。身邊許多長輩包括老師，皆為政治受難者，卻無人真正說明發生了什麼事。

這樣的成長環境，使她對「不對勁」有高度敏感，卻無從理解。當時的社會氛圍與資訊不透明，也讓她逐漸對語言與文字失去信任，轉而在藝術創作中尋找出口，因為「在創作的世界裡，是自由的」。

▶以創作作為出口，從身體到意識的探索

蔡海如在早期創作中，多關注身體、性別與自我認同等議題。1996年個展《我的身體》透過金屬材質與空間裝置，呈現生命能量的噴發與凝視經驗，也隱含著她自小感受到的「被觀看」與「被窺視」感。

隨著1990年代女性主義思潮興起，她開始意識到身體不只是個人的，也是社會與政治的。這樣的理解，在她於2003年成為母親後產生重大轉變。

她開始重新觀看自己的母親，一位在丈夫入獄期間，獨自承擔家庭與社會壓力的女性。從「女兒」到「母親」的角色轉換，使她理解到女性在家庭與歷史之中的承載重量，也讓創作從個人身體經驗，延伸至更廣泛的社會與家庭議題。

她的作品《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邀請女性在身體書寫語句，呈現不同家庭中關於愛、期待與壓力的多元樣貌；《海桐倉儲》則以照顧與育兒相關物件，構築出跨世代女性的生命經驗。

▶從逃避到面對

儘管長期以來「偷偷摸摸」接觸白色恐怖歷史，蔡海如坦言，自己曾試圖逃避這段家族記憶。然而，隨著生命階段轉變，成為母親的她逐漸意識到「如果我不了解這些，我要怎麼教我的孩子？」這樣的提問，使她開始更有意識地探索父親與上一代的經歷。

2009年景美人權園區藝術作品破壞事件，成為重要轉折。她同時以藝術家與受難者家屬的雙重身分，看見創作與歷史之間的張力：一方面感受到藝術被暴力破壞的衝擊；另一方面也理解，若作品缺乏歷史脈絡，對受難者家屬而言，亦可能再度造成傷害。這種矛盾，讓她更深刻地意識到創作與歷史責任之間的關係。

▶集體經驗的浮現－從個人走向群體

在持續探索過程中，蔡海如開始邀請其他政治受難者後代交流，才發現這些經驗並非個人，而是跨世代的集體記憶。2014年，她舉辦「受難者二代的女兒餐會」，參與者在對話中逐漸說出長期壓抑的感受，包括對歷史的困惑、對幸福的不安，甚至對自身存在的質疑。

這些經驗最終轉化為創作作為展覽展出，包括《嗨，你好嗎》與《喬．伊拉克‧希的鏡花園Joy Luck’s Mirror Garden》，讓政治受難者後代能透過書寫、繪畫與裝置等形式表達自身。展覽中一句「我怕人家會怕我們」，道出許多白恐二代內心深處的矛盾與恐懼。

▶創傷的形狀

2019年，蔡海如參與促轉會計畫，舉辦為期三個月的工作坊，結合藝術家、心理師與不同世代的受難者家屬。這段過程中，參與者以各種方式表達內在狀態，最終發展為《卸密》展覽。展覽中呈現出大量矛盾或負面的語句，例如：「我不相信有所謂的療癒」、「假的感覺很真實」、「我沒有很痛苦」等。這些聲音顯示，創傷並非單一樣貌，而是如同變形蟲般，以不同形式存在於生命之中。

蔡海如認為，創傷不會因逃避而消失，而會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唯有主動面對、理解並消化，個人才能逐步走向自由。她強調：「不管你有什麼痛苦，你一定要主動做些什麼。」對她而言，藝術創作同時具有私密性、療癒性、公共性與生產性，從個人經驗出發，最終能轉化為社會對話的可能。

▶回到土地

2020年，蔡海如受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的邀約，前來台中展出《偏航·探痙》、《生命之花-2》。在前往台中佈展的車程中，她感受到父親坐在副駕駛座上，很開心可以回到故鄉台中。這樣的經驗，使她更深刻地意識到，個人生命與土地、歷史之間的連結。

蔡海如以自身經驗指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生命階段，也都有需要面對的歷史與情感。創傷或許難以完全消失，但透過理解與行動，人得以與之共存，甚至轉化其意義。

「有一天你會發現，大家其實都是走在各自的路上，最後會相遇。」

撰文：志工筑君
攝影：志工映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