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為什麼我們需要轉型正義？】活動側記

     陳文彬導演為台灣知名的影視和政治工作者，出生於鹿港，曾參與反杜邦、反國光石化、反大埔等社會運動。同時也以紀錄片導演、劇本、演員多重身分，榮獲金馬獎、金鐘獎、台北影展獎。

撰寫志工：楷倫、七七
拍攝志工：映宇

     陳文彬導演為台灣知名的影視和政治工作者，出生於鹿港，曾參與反杜邦、反國光石化、反大埔等社會運動。同時也以紀錄片導演、劇本、演員多重身分，榮獲金馬獎、金鐘獎、台北影展獎。

從創作者的位置談起

       陳文彬導演一開始便清楚劃定了自我定位，他認為自己並非法律或制度的研究者，而是長期從事戲劇、文學與影像創作的人。因此，將會從一位創作者的視角，來分析、比較國內外轉型正義的作品。

       首先，他介紹了講述巴西軍事政變的電影《我依然在此》，是大時代下一個小家庭的真實故事。在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遭受國家暴力、失蹤後，國際媒體欲將他們的故事傳遞給所有人知道，在拍攝合照時，他們卻選擇用微笑面對一切，對觀眾而言那是很衝擊的畫面。陳文彬認為：「看電影的本身，包含了導演選擇的角度，和觀眾實際上詮釋的角度」。因此，轉型正義的創作並非單純重現歷史事件，而是要將冷清、數據化的檔案及資料「轉譯」成一個個能貼近觀眾日常的故事。
台灣轉型正義創作面臨的困境

       回到台灣的脈絡當中，《悲情城市》、《超級大國民》都是具有指標性的影視作品。那麼，台灣的轉型正義創作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是什麼呢？陳文彬導演以「十分的電影滿分」作爲比喻：一部成功的作品，往往都需要劇本、表演、美術、剪接、攝影、資金與產業支持等環節同時到位，但在台灣，這些往往是被分散掉的，因此難以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敘事。

       台灣的轉型正義，也時常被政黨簡化成「族群對立」。導演以目前正在拍攝的澎湖七一三事件紀錄片為例，闡述當時山東煙台聯合中學的校長、流亡學生是如何遭受到國家暴力的對待，尤其是校長張敏之、鄒鑑被處刑後，其家庭所面臨的苦難，與《我依然在此》有著極為相似的境遇，因此，他強調：「不論身分為何，我們都有可能是國家暴力下受害者」。

影像作為對抗遺忘的力量

       接著，導演進而介紹不同國家拍攝的轉型正義影視或文學作品，如：韓國的《華麗的假期》、《首爾之春》，書寫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小說《紅色客家莊》、《殘骸書》等。

   「真正的暴力不是讓你不敢說話，而是讓你忘記說話的能力」他補充道，讓我們遺忘了這些歷史事件，這才是最為嚴重的。對談者好民文化行動林芳如理事長亦提及：「國家暴力對於一般人的人權侵犯的傷害，應為一個國家的責任」，台灣到現在仍然在拍攝電影、小說，是因為國家還未真正的做到反省，只能這樣的形式來對抗遺忘。

       講座的最後，陳文彬導演引用哲學家康德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鼓勵大家不管在任何議題上，都要以「人」作為原則，秉持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