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0.4【好國學院】《獄外重逢 Behind the mask》活動側記

當體制以服從命令、工作績效與升遷作為誘因與威脅，個人可能逐漸放棄獨立判斷，將受迫害者視為完成任務的工具。

10.4【好國學院】《獄外重逢 Behind the mask》活動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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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與台灣國際民主誌影展放映《獄外重逢 Behind the mask》，並邀請維吾爾人權倡議者Tashken Davlet塔什肯．多萊特擔任與談人、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理事巴奈主持映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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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外重逢》是挪威導演 Håvard Bustnes 執導的紀錄片，記錄維吾爾人權倡議者阿卜杜維利（Abduweli Ayup）逃離中國拘留營、流亡挪威後，試圖與一名前拘留營看守當面對質的過程。曾經參與拘留營運作的前獄警，透過聯繫人權組織提供相關證詞，卻在拍攝過程中突然中斷聯繫，使這場原本期待釐清真相的對話留下未解的疑問。影片不僅呈現倖存者面對過往創傷的掙扎，也透過雙方的互動，探討個人在威權體制下的責任、恐懼與道德抉擇，以及迫害經驗如何持續影響當事人與家人的生活。透過這場未竟的對話，觀眾得以進一步思考歷史記憶、人權侵害與追求真相的困難。

映後座談中，與談者塔什肯從影片出發，延伸探討維吾爾人的流亡處境、威權體制如何形塑個人行為，以及台灣社會如何理解並回應維吾爾人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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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拘留營之後，創傷仍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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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什肯指出，前獄警最初主動聯繫人權組織、提供相關證詞，可能與其在德國尋求政治庇護有關；至於後續為何中斷拍攝，則可能涉及回顧過往經歷所帶來的心理創傷，也可能擔憂自身以及仍在中國家人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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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對質引出另一個重要問題：面對迫害，我們只能將責任歸咎於個別執行者嗎？與談者塔什肯提醒我們需要理解制度如何使普通人參與暴行。當體制以服從命令、工作績效與升遷作為誘因與威脅，個人可能逐漸放棄獨立判斷，將受迫害者視為完成任務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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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倖存者而言，離開拘留營並不代表一切已經結束。流亡後仍須面對創傷、家庭分離以及文化與語言傳承的困難。如何在異地重新生活，同時保留自身的文化認同，也成為許多流亡維吾爾人持續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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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維吾爾人權看見台灣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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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後交流中，有高中教師提出疑問：當面對其他遭受壓迫的族群時，該如何向學生說明，為什麼台灣社會也需要關心維吾爾人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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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者塔什肯從語言、政治經驗與威權擴張等面向回應。維吾爾議題與台灣社會並非毫無關聯，中文資訊的流通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相關證詞與研究，也使台灣能從具體案例出發，理解中國政府對待不同族群的方式。他也提醒，觀察中國政府如何對待維吾爾人與香港人，有助於台灣思考政治承諾的可信度，以及在面對威權政權時可能承擔的風險。從新疆、西藏、香港到烏克蘭等等，不同地區的處境雖然各有其歷史背景，卻也讓人看見威權體制可能透過軍事威脅、資訊操作與社會分化，影響其他社會的安全與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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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繁榮的背後，如何辨識資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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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不少網紅與旅客前往新疆旅遊，社群媒體上也經常出現當地街景、觀光活動與日常生活的影片。與談者塔什肯針對這點指出，觀光景象並不等於完整的社會真相，旅客所看見的景象可能只是經過篩選的部分。中國政府的宣傳方式會隨著外界關注而調整。相較於直接反駁人權指控，呈現美麗風景、觀光發展與日常生活的內容，也可能被用來轉移焦點，塑造新疆一切安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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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查證新疆拘留營及相關迫害的真實情況，單靠短期旅遊或現場走訪並不足夠。研究者必須整合多種資料，包括衛星影像、政府公開招標文件、洩漏的新疆警察檔案、倖存者證詞與第一手調查，透過不同來源相互比對，才能逐步拼湊事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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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到檔案，讓人權證據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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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者塔什肯也分享了自身使用中文的經驗。對部分流亡維吾爾人而言，中文可能與監控、審訊及壓迫的記憶緊密相連，因此不只是溝通工具，也承載著複雜的創傷經驗。然而，語言同時也能成為倡議與查證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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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熟悉中文，塔什肯得以直接閱讀、整理相關資料，並協助辨識與美國《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 UFLPA）相關的供應鏈資訊，包括地名與企業名稱。透過語言能力，他得以在不同資訊來源之間建立連結，讓原本不易理解的資料轉化為具體的調查線索。而被洩漏的「新疆警察檔案」（Xinjiang Police Files）為外界理解拘留營的運作提供重要線索，也讓研究者得以檢視中國政府將相關設施描述為「職業教育培訓中心」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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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可能遭到否認、隱匿或改寫的歷史，保存第一手證據尤其重要。無論是倖存者的口述證詞、官方文件、衛星影像，或是流出的照片與檔案，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協助還原事件。唯有持續保存、查證與交叉比對，才能讓受害者的經歷不因時間流逝或政治宣傳而遭到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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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流亡者的故事持續被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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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吾爾人的處境並不只發生在拘留營之內。即使離開迫害現場，倖存者仍須面對創傷、家庭分離，以及文化傳承的重重困難；而在另一端，研究者與人權倡議者則必須持續整理資料、保存證據，讓這些經歷有機會被世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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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觀看新疆的觀光影片，或閱讀一份倖存者的證詞時，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判斷眼前的畫面是否真實，更是理解不同資訊如何被生產、傳播與遮蔽。面對威權體制所造成的傷害，除了關注個別受害者的故事，也需要追問制度如何使迫害成為可能，以及社會能如何避免相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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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而言，持續聆聽受害者的聲音、保存歷史證據，並培養辨識資訊真偽的能力，不僅是理解威權迫害的重要途徑，或許也是除了守護民主與自由外，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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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者推薦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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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I Survived a Chinese Re-education Camp — Gulbahar Haitiwaji
- 《有去無回的地方：一個維吾爾女孩在新疆「再教育營」的真實經歷》— Mihrigul Tursun
- In the Camps — Darren By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