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8.16【講座側記】《若是咧送批》：記那些無法送達的遺書

【記那些無法送達的遺書——跨越數十載的國家監控與遲來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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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書，是生命盡頭最溫柔的告白，傳遞給摯愛親人的訊息。然而，有些人的遺書卻遲來了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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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噤聲的年代，無數政治受難者留下的最後隻字片語，就這樣被黨國鐵幕及官僚體系強行攔截，未曾傳遞到家人手中。而對於黃春蘭女士而言，等待「送達」的過程則足足長達五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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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文教協會與好民文化行動協會於2026年8月16日下午，以「《若是咧送批》：記那些無法送達的遺書」為題辦理講座，邀請到《黃春蘭的逆襲人生：遲來的遺書》口述作者暨政治受難者家屬黃春蘭，以及曾獲 WIA 世界插畫獎專業兒童出版首獎的繪本《若是咧送批》作者玉米辰主講，並由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黃意淳擔任主持。兩位講者分別從政治受難者遺族的真實生命經歷，以及藝術創作者的轉譯視角，探討威權體制對受難者家庭造成的創傷經驗，以及如何以繪本作為載體，將白色恐怖及轉型正義議題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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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蘭的逆襲人生：無所不在的監控與遲來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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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蘭的演講，從五封被國家扣留近一甲子的遺書談起。她的父親黃溫恭曾就讀於「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今「臺南一中」），後赴日深造於「日本齒科專門學校」。學成後曾至滿洲國幫基層礦工看診，回臺後則至屏東縣春日鄉衛生所擔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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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溫恭醫師涉入的案件為「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燕巢支部案」，他於1951年出面自首。起初判處十五年，後又遭蔣介石大筆一揮——「黃溫恭死刑，餘如擬」改處死刑，並於1953年遭槍決。當時的他正值三十三歲的壯年，人生才剛要起步，家中還有三個年幼的孩子與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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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黃家根本無從應對。黃春蘭提到，受刑人家屬除了要在槍決後的三天內至台北極樂殯儀館取回，甚至還要另外繳交費用不貲的「美容費」。那時的黃家居住於高雄路竹，光是等待信件寄送的這段時間，就早已超過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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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溫恭的家屬最終未能親自接回他的遺體。他留下的，僅有在槍決前四小時寫下的五封二十一頁、將近六千五百字、承載著對家人無盡愛意與歉疚的遺書。然而，這些遺書卻要家屬向官僚體系長年奔走與交涉之下，才得以窺見黃溫恭最後的遺言。

「妳還在媽媽肚子裹面，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識！嗚呼！世間再也没有比這更悽慘的了。雖然我没有看過妳，抱過妳，吻過妳，但我是和大一、鈴蘭一樣疼愛著妳。春蘭！認不認我做爸爸呢？慕愛我嗎？慚愧得很！我不能盡做爸爸的義務。春蘭！妳能不能原諒這可憐的爸爸啊？」（黃溫恭，1953）​

黃溫恭命喪馬場町那時，春蘭女士才剛出世五個月。對於春蘭女士來說，要過了五十六年，才得以初次體會，來自父親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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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監控與政治暴力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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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治受難者第二代的黃春蘭在講座的一開始，就強調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面對的政治暴力創傷的異質性，因此專注在個人生命經驗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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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來自黨國的戕害也不是隨著槍聲落下而結束，更像一場沒有盡頭的折磨。「不是說我父親被殺了，之後就沒事了；而是之後（仍）長達四十年、無所不在的監控。」、「雖然我們沒有被關，但每一個（親眷）都在被嚴密監控。」黃春蘭說道。

春蘭女士回憶，父親離世後，母親不僅要承受失去摯愛的劇痛，更要獨自撫養三個年幼的孩子，面對社會的異樣眼光與黨國體制的壓迫。警察定期「查戶口」成為家常便飯，每一次的敲門聲都是對家屬的心理壓力。在求學、就業甚至論及婚嫁時，那份厚重的「檔案資料」如影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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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蘭的母親終生未改嫁。晚年罹患失智症時，執拗地四處尋找身分證，嘴裡總是驚恐地唸叨著：「如果沒有身分證，會被警察抓走、會被警察抓走......。」這種烙印在內心深處的恐懼及創傷記憶，是威權體制在受難者及其家屬身上刻下的、難以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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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書返還與荒腔走板的官僚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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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家屬終於得知遺書的存在，並要求國家返還時，所遭遇的卻是另一種官僚體系的暴力。黃春蘭回憶起與當局交涉的過程，他說官方一開始並不願意歸還正本，甚至以一種公事公辦的姿態對家屬說：「歡迎你來參觀，我們保存的很好。」面對這種視受難者血淚為「國家財產」的冰冷回應，黃春蘭則回應：「謝謝你的邀請，不過該還的還是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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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漫長且艱辛的奔走與抗爭，終於在2011年，也就是解嚴二十四週年的紀念儀式上，由時任總統馬英九將這五封遺書正本交還給黃家。然而，這場看似具有轉型正義指標意義的儀式，卻充滿了本末倒置的作秀感。黃春蘭苦笑著回憶，在那場儀式上，馬英九總統的致詞足足長達十二分鐘，而真正將遺書交還給家屬的過程，卻不到五分鐘。官方甚至試圖主導誰能代表上台領取，不禁令人反思：這場儀式是「表達國家對受難者家屬遲來的深切歉意」，亦或只是一場用來粉飾太平的政治展演？創傷不會因為一場儀式就此抹平，但這份遲到的遺書，至少能讓受難者家屬得知真相、得到些微撫慰；而對於春蘭女士來說，也終於能親手觸碰並感受父親的筆跡與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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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繪本為載體，將歷史記憶向下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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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下半場，長期關注環境、歷史與文化議題的玉米辰老師主講，分享他如何透過繪本《若是咧送批》來訴說「那些等不到遺書」的人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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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繪本的創作動機，玉米辰表示一切源於2013年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辦理的「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在展覽中，他親眼目睹了那些因國家暴力而被強制扣留的遺書後，深受震撼，深感這段沉重的歷史必須被下一代知曉。然而，該如何向孩童講述這段殘酷且暴力的歷史？為了避免兒童直接面對血腥的處決畫面，他巧妙地以「郵差」作為第一人稱「送信」的敘事視角，傳遞家書與情感，將冷酷的政治迫害轉化為一種充滿情感的文學敘事，讓讀者能在閱讀的過程中，觸摸著歷史的傷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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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送達的遺憾：郭慶與其他受難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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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黃溫恭外，還有許多人的遺書同樣等待了數十年、甚至時至今日，仍未被返還至家屬手中。比如雲林崙背國校校長郭慶在臨刑前，深知家中經濟清寒，特地在遺書中叮囑哥哥「不要領屍體」，以免家人為了高昂的收屍費用而傾家蕩產；同時他也寫信給妻子，表示「希望可以改嫁」，尋求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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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遺書被國家扣留，過去家屬完全不知情。玉米辰提到，郭慶的女兒郭素貞在多年後看到這封遲來的遺書時，心中充滿了憤怒與悲痛。她生氣地表示，如果當時收到了，大伯就不需要自責——因為家裡沒有錢，付不出高昂的收屍費用，讓弟弟的屍體不知流落何方；她更心疼母親，母親也就不會在背叛的心情中被迫改嫁，又反過來怨懟那深愛的丈夫。一封被扣留的信，不僅斬斷了生死的告別，更徹底扭曲了一個家庭往後數十年的人生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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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曾任二七部隊宣傳部長的蔡鐵城、以及受難者黃賢忠等人的故事。黃家於2010年代前後追尋遺書的故事，也進而促成其他受難者的遺書得以返還。然而，玉米辰補充道：「截至2023年的統計，至少曾有 208 位受難者寫下的906頁文書，封存在政府機關裡。」而其中又有多少書信，尚未完成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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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義務與轉型正義的未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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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當代的轉型正義工程。當年的馬英九雖然歸還了遺書，但其對外宣稱的態度卻是：「有需要遺書的人可以來申請。」這句話聽在兩位講者及眾多家屬耳言，無疑是另一種傲慢。玉米辰表示，「國家應該有『義務』來做這件事情。」遺書被非法扣留，是國家機器犯下的暴力與錯誤。要求受害家屬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自行去「申請」一份他們「根本不知道存在」的遺書，如何可能？真正的轉型正義，不應只是被動地等待家屬敲門，而是國家必須承擔起尋找遺族、主動歸還歷史真相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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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講座從政治受難者家屬的生命經驗，到繪本創作者的藝術轉譯，試圖勾勒出白色恐怖時期臺灣社會集體創傷圖像的小小一隅。那些遲到半世紀的遺書，不僅是受難者對愛人最後的告白，更提醒我們直面歷史的傷痕，捍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與人權，是作為臺灣人無可迴避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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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志工羚羊
攝影：志工青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