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7.18《理大圍城》：抗爭中的暴力美學 活動側記

「我們不是看到希望才堅持，我們是堅持下去才看得到希望；你要把詮釋權拿在自己手上，不要讓別人幫你詮釋。」

──蔡智豪｜香港反送中運動參與者

「每個人在運動中都應該清楚自己的定位，了解自己的能力，並在適合的位置發揮作用。」
──團長｜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前線勇武抗爭團隊核心成員

26.07.18《理大圍城》：抗爭中的暴力美學 活動側記

《理大圍城》紀錄片以黑白肅靜的氛圍揭開序幕，隨之而來的槍響劃破沉默。「沒有害怕的餘地了。」被圍困於香港理工大學的示威者這麼說著。

2019年11月，反送中運動期間，香港理工大學成為示威者與警方對峙的現場。警方以武裝警力包圍校園，試圖離開理工大學的人們，無論是主動走出封鎖線，或數度在衝突中嘗試突圍，最終大多難逃被拘捕。影片中可見武警與學生長時間的對峙，在滿目瘡痍的校園中，處處可見不同的標語「必死的決心」、「FREE HK」。

紀錄片忠實呈現學生們在圍城中的身心壓力。警方透過音樂、網路等方式持續影響受困學生的心理狀態；而校園外，香港市民則發起反包圍行動，希望進入理工大學營救學生。面對持續惡化的情勢，學生們激烈討論著是否再次嘗試突圍，或繼續等待救援。當警方允許具有社會聲望的各級校長們進入校園，承諾學生只要留下身分資料即可安全返家時，示威者們在極大的精神壓力下也有不同的解讀，有些人認為這是分化手段，也有人選擇離開。

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反覆出現的猶豫、恐懼與抉擇，但也讓人忘記，他們其實都只是孩子。面對巨大的精神壓力，數次突圍失敗、逃生路線被封鎖、受傷的夥伴、想家的心情、被拘捕的恐懼。最終理大被包圍十三天，成為反送中運動中逮捕最多人的示威活動。

映後座談邀請到曾參與前線行動的「團長」，以及在理大圍城、反送中事件期間流亡台灣、透過網路參與後勤支援的蔡智豪與觀眾對談。

座談一開始便談到許多人好奇的問題：為什麼示威行動最終會演變成暴力抗爭？

團長表示，當政權本身不在意民意與人權時，和平往往無法被接受。面對極權，暴力抗爭成為不得不的選擇。兩位與談人也分享了香港與台灣社會運動文化上的差異。團長認為，台灣社會較習慣有領袖帶領群眾，而香港則更重視個人的自主意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與立場，相近理念的人聚集在一起，但缺乏明確的組織架構。也因此，香港的社會運動雖然展現高度自主性，卻也常因不同聲音而面臨內部討論與拉扯。

然而，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參與運動，兩位與談人都反覆強調：必須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蔡智豪表示，參與行動之前必須做好心理準備，清楚知道自己願意承擔什麼責任；團長則說得更直接：「要知道自己在幹嘛。」他認為，每個人在運動中都應該清楚自己的定位，了解自己的能力，並在適合的位置發揮作用。

談到理大圍城的經驗時，兩人都提到媒體的重要性。

團長認為，掌握媒體就掌握了輿論。暴力與否、正義與否，往往是透過媒體被定義。蔡智豪則分享，在香港官方敘事之外，民間必須持續留下自己的紀錄與記憶。甚至有部分被捕者被安排出面宣傳官方版本的故事，因此保存第一手紀錄顯得格外重要。

他們提醒現場觀眾，不論是文字、照片還是影像，紀錄都具有保存歷史的力量。但紀錄同時也是證據，因此安全比紀錄本身更重要。如何保存、如何傳遞、如何保護自己與身邊的人，都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在提問時間，有觀眾提問：「當校長們進入理大校園協助學生離開時，受困學生內部是怎麼看待這件事的？」

蔡智豪坦言，他內心充滿矛盾。身為人權工作者，他認為保護未成年學生離開是正確的選擇；但若以抗爭者的角度來看，當大量學生離開，也意味著留守者面臨更大的風險與壓力。這兩種角色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衝突。

團長則表示，對於是否離開，他始終抱持尊重個人選擇的態度。想留的人留下，想走的人離開，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平白的犧牲並非必要，而是在充分理解風險後做出決定。

蔡智豪也提醒大家，在批判那些選擇離開的學生之前，要先理解他們都只是孩子。在長時間高度緊繃、充滿不信任的環境下，每個人的精神狀態其實都已經接近崩潰邊緣。

這段討論讓筆者印象特別深刻。知道自己的定位、理解自己的能力、尊重不同人的選擇，或許才是在民主社會中參與公共事務最重要的課題。

座談最後，有觀眾提問香港民主運動未來的可能性。

蔡智豪半開玩笑地回答：「中共倒台啊。」隨後又補上一句：「但你首先要先想台灣怎麼獨立吧。」

團長則表示，香港與台灣面對的是共同的威脅，現在的他們能做的，就是把故事持續傳承下去。

蔡智豪最後分享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我們不是看到希望才堅持，我們是堅持下去才看得到希望；你要把詮釋權拿在自己手上，不要讓別人幫你詮釋。」

或許這也是《理大圍城》這部紀錄片，以及這場座談會最重要的意義。透過紀錄與傳承，讓故事得以被看見，讓不同的聲音得以被保留，也讓更多人開始思考：當面對共同的處境時，自己能夠做些什麼。

撰文：志工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