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5.30【講座側記】《聲音的戰場：黨國體制下台灣民營廣播與文化傳播》

26.05.30【講座側記】《聲音的戰場：黨國體制下台灣民營廣播與文化傳播》 

講座開頭，講者周馥儀教授首先分享自己與雙親聊天時，聊到《孤女的願望》這首歌，貼切描繪了五〇年代台灣少女從農村進入工廠工作的心境。對於現年七十歲以上的台灣女性而言，這首歌幾乎是她們那一代人的「國歌」，即便是不識字的阿媽，也能在旋律響起時朗朗上口。

這樣的家庭經驗，讓講者不禁思考：在那個「國語政策」高壓統治、台語備受打壓的戒嚴年代，為何這些溫馨的情感連結能透過電波頑強生存？是什麼樣的力量，讓台語歌曲在官媒禁絕的縫隙中，展現出如此旺盛且具有韌性的生命力？

廣播作為國家統治教化的工具

要理解聲音如何成為「戰場」，講者周馥儀先將視角拉回二次大戰期間的「東京玫瑰」（Tokyo Rose）。當時，日本運用女性播音員以英文廣播，對同盟國部隊進行心理戰，透過溫柔的嗓音，對著在太平洋的美軍喊話。她們播放美式鄉村歌曲，夾雜著溫柔的叮嚀，誘發士兵們的思鄉病，試圖消解其戰鬥意志。這樣「聲音的召喚」正是一種認知作戰。

而這場跨越國界的聲音角力，與台灣的土地有著具體的連結。被殖民的台灣在二戰時期也是日本進行東亞電波戰的重要基地。1940年民雄放送所（現國家廣播文物館）正式開播，這棟建築內的設施可以發射強力電波，最遠可觸及東南亞和中國江蘇省及南京市等地。也因此，民雄放送所多次成為二戰期間盟軍轟炸的目標。

二戰結束後，廣播系統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並制定了業務方針：「一切廣播業務以反共抗俄為主要目的」、「裝設強力廣播電臺擾亂匪方音波」、「建立特種電臺專作心理作戰之用」。聲音從未只是娛樂，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既是統治者的教化工具，也是戰爭中改變認知的無聲軍火。

從遮蔽檔案中尋找線索

隨著2016年政黨第二次輪替，在民間爭取下，檔案陸續開放，講者試圖從戒嚴時期的相關文件檔案中，還原當時的監控全貌。然而，講者奔走於行政院、教育部、交通部、文化部、國史館等單位之間，申請了數百件檔案，卻經歷了荒謬的「檔案遮蔽」現象。周馥儀分享，同一份關於「廣播安全會報」的會議紀錄，有的承辦人員以保護隱私為由，將檔案中出席名單的「電台名稱」全數挖掉；但在另一個單位申請到的同一份檔案，卻完整保留了所有名稱。

不僅如此，當時講者在行政院閱覽中廣檔案時，承辦人全程陪同，中途承辦人有事離開，影印時檔案遮掩處掉落，他意外發現，檔案被遮掩的部份，是中廣有關黨產的敏感部份。如此「保護黨國機構」，在解嚴多年後，仍在檔案開放時，潛伏於官僚體系之中。

透過檔案文獻、訪談考察的一步步蒐集與整理，講者勾勒出戒嚴時期對民營電台的監控體制核心—1961年成立的「廣播安全會報」，透過黨政軍特，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警備總司令部、國安局、國防部，乃至於交通部、教育部、行政院新聞局等，跨部會共同合作，每月開會審查，並且警備總部在台北、台南、台中、花蓮、宜蘭五處設有監聽站。

而監聽站的監聽要點主要分為四類：

1. 政治立場：監聽廣播內容有無違背反共抗俄的基本國策，使得電台淪為政治傳聲筒。
2. 內容審查：嚴格限制「方言」節目不得超過50%，壓縮本土語言的公共空間。
3. 禁歌監控：若有電台節目播放查禁歌曲，將通報進行處分，限制文化表達的自由。
4. 廣告限制：限制商業廣告不得超過 20%，使得電台營運仰賴特定廠商合作。

台語歌曲傳播推手：播音員

國民政府透過各項法規禁令、監控體系，試圖掌控文化傳播的管道，以達到統治目的。但是民間的聲音並不是這麼容易就能消失，也不可能輕易被抹滅。為了在政治高壓與大眾需求間尋求生存空間，民營電台播音員演化出一套生存策略。當時有許多日曲台詞的台語歌被列為「禁歌」，但越禁越紅、民眾越愛聽。播音員在監聽下，以更改歌名的方式播放「禁歌」，文夏的〈媽媽我也真勇健〉是當時民營電台播出比例最高的禁歌。這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隱形對抗，讓台灣人的心聲得以在電波中持續律動。

從警備總部「廣播安全會報」政治檔案中，可看到1961-1962年電台監聽記載的周進升違規記錄，他在節目中會以隱晦的句子諷刺政府當局，譬如「中國萬萬稅（歲）」意指政府稅捐苛雜；在官方宣傳交通安全「馬路如虎口，虎會吃人」時，他以「虎是唐山虎，也是美國虎」暗示當時的政權是靠美國支持而來的。在聯播時間到、必須打斷原先播放歌曲時，他也會說：「聯播時間到了，好的歌曲祇好中斷，聽眾們不要怪我，你們怪誰你們心裡有數。」從講者投影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廣播安全會報」會議中評論周進升主持的節目「多係低級故事或歌曲」、「適合中下級聽眾口味」、「缺乏國家民族觀念，私生活亦極不正常」等等，但在聽眾心中，他卻是擁有廣大聽眾、敢於吐露民間心聲的「放送頭」。

在被禁播的日子裡，周進升在聽友鼓勵下，帶著挖掘的天才童星陳芬蘭、洪第七、張淑美到中部各縣市巡迴舉辦「放送頭歌舞大會」，甚而參選省議員，雖是國民黨籍卻未獲推薦而落選。在他沮喪之際，洪第七以懷念的播音員鼓勵他，周進升為了家庭生計，向廣播安全會報遞交「檢討報告」，爭取重返中興電台復職。最後雖能重返電台「復播」，但周進升必須以「錄音」播出節目，且節目內容都要被檢查。1964年，周進升與北中南其他位播音員阿丁、陳燦馨、戴寬勤成立「雷虎唱片」（後改名為五虎唱片），開始發掘歌星、創作台語流行歌曲。在官營媒體的鐵幕外，用市場力量撐起了一片屬於台灣人的音樂天空。

講座當天特別邀請到嘉賓周彬梧，他是「五虎唱片」經營者，也是當年南投草屯中興電台著名播音員「放送頭」周進升的弟弟。周彬梧先生分享了自己與兄長的相處情形，以及他對播音、文化工作的熱情。周彬梧與兄長周進升相差多歲，父親很早過世，身為哥哥的周進升成為家中的主要經濟支柱，扛起家中生計。他更分享當初五虎唱片成立、發行唱片的盛況，北中南幾位志同道合的播音員聚在一起成立五虎唱片。周彬梧先生回憶當時他們在台中自己設廠壓製唱片，每台機器一個小時只能壓40張，三台機器沒日沒夜的運作，壓了一萬張唱片出來，竟也立刻賣光光，生意非常好，賣幾十萬張都有可能。甚至因為當時盜版盛行，常常他們一推出新唱片，立刻就有盜版跟著出來，因此他們還以抽獎券的方式，製作了最早的「防偽標籤」。

聲音的戰場：未完待續

講者最後將視角拉回當代，今日，Podcast的興起讓人人皆可成為播音員。講者指出，雖然科技從真空管進到了數位訊號，但權力介入的形式也隨之改變。現今雖然沒有了「廣播安全會報」，但創作者卻面臨著大型平台如Facebook或YouTube的「黃標」審核。

台灣從戒嚴走向民主化，威權時期的文化控制隨媒體技術轉變，「發出台灣人自己的聲音」始終是文化對抗的關鍵，這樣的經驗，可提供給今日其他極權國家的人民參考。從縫紉機旁的台語歌，到今日相對自由的聲音創作，這場聲音的戰場，至今仍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