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6.06從「我」到「我地」：藝術的人權倡議 側記

26.06.06從「我」到「我地」：藝術的人權倡議 側記

香港．2019——人生的分水嶺

對於藝術家Loretta（劉慧婷）而言，2019年不僅是香港命運的轉折點，更是她個人生命的「翻轉（ Upside-down）」。2018年8月，她帶著對藝術教育的追求與對未來的迷惘，從香港前往捷克布拉格。當時的她，是一名典型的香港中產青年，過著像「維多利亞妹」的精緻生活——專注於瑜伽、精緻的展覽與外在美，在一個信仰「金錢」的城市裡尋找安穩，但對人生卻沒有明確的前進方向。

然而，短短一年後，故鄉發生的事情徹底改寫了這一切。當她再次審視那些留在香港的學生與好友，發現原本單一的價值觀已生長出另一種信仰：民主與自由。香港劇烈的轉變，將她從安逸的藝術教育者，推向了流亡者、抗爭者的道路。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過去這七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這一切都不可能是真的，每一天都像是生活在一場未完的噩夢之中 ⋯⋯ 然而，2019年反送中運動深深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

以行為藝術進行抗爭

《Letter to My People 給人們的信》

抵達捷克後，Loretta開始用身體作為展演的載具，以行為藝術的方式表達控訴與抗爭。2019年6月，Loretta與夥伴在布拉格DOX當代藝術中心演出《Letter to MyPeople 給人們的信》。Loretta身穿白衣、在地上鋪上長長的白布條，跪在劉曉波塑像前舉起蠟燭，並由夥伴將她的頭髮一束一束剪下、剃光所有頭髮。她以身體的展演進行抗議，以及對中國維權人士家屬（如劉霞，劉曉波妻子）的政治致敬。

“給人們的信，

政權可以剝奪我們的自由，但從未磨滅我們的意志。
權力可以剷掉我們的鬢髮，但未能削減我們的尊嚴。

瓦茨拉夫哈維爾說過現代人最可悲的不是愈來愈難以明白生命的意義，而是生命的意義對他們來說愈來愈不重要。

經常想起一點燭光的歌詞：
盼可將燭光交給我，
願我也發光芒。

人們啊！
如果我們恐懼，我們便輸了；
如果我們還相信，我們就更接近真理；
如果我們願意站出來，我們便會走近理想！

2019年6月4日”

《Memory Eraser》

另一場演出在捷克國家劇院外，Loretta建造了一個兩公尺高的白色方形監獄裝置。她在捷克嚴冬的低溫中，被一一脫去身上的「抗爭者裝備」──防毒面罩、黃色工程帽、黑色口罩與黑衣黑褲，只身穿內衣，「囚禁」在監獄裡長達24小時。方形監獄四面投影著香港、中國與捷克人民反抗暴政的影像畫面，包含2019年反送中、1989年六四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1989年絲絨革命等，她在這監獄裝置中反覆執行一個動作：塗抹並清除記憶（removing memory）。  

這次行動引發了歷史的跨時空對話：大約清晨五點時，有一位捷克長者從監獄裝置外呼喚Loretta，並贈送給她一顆小石頭，長者表示自己30年前跟Loretta一樣：「我知道妳在做什麼，我明白妳的感覺，我想要妳知道有很多人都跟妳在一起。」這顆石頭不僅是Loretta行為藝術的支持，也是捷克民主運動經驗對香港流亡者的記憶傳承。

從個人創作到社群串聯、人道救援

隨著抗爭步入長期化，Loretta的實踐從個人創作轉向了社群經營。她成立了「NGO DEI」（粵語「我地」，意為「我們」），透過與西藏、南美、南非等各地受壓迫族群的連結，讓香港議題「去邊緣化」，並且也規劃了不同的展覽展出。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她展現了極高的行動力，將藝術空間轉化為難民援助站，不僅僅是進行人道救援，也是重拾流亡者的主動權。她與夥伴援助約80個烏克蘭人，協助這些家庭尋找住所與學校。

歸家與再出發：透明的恐懼與斷裂的根

2022年底，Loretta選擇短暫回港。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被捕風險，她與丈夫甚至擬定了一份精確到每一位家屬聯繫人的清單，規劃「如果我被抓、我跟丈夫被抓、我跟丈夫和父母都被抓」等等情況的應對辦法，這樣的準備反映出當前香港政治環境的荒謬與殘酷。

回港期間，作為策展人的她向香港大學索回丹麥藝術家高志活的作品「恥辱柱/國殤之柱」。在交涉過程中，Loretta新購置的電話號碼接到了沉默、不顯示號碼的來電，朋友認為是警察打過去為了追蹤其位置。這種無聲的恐懼展示了香港極權化的現象，也帶給Loretta極大壓力。 

從香港回歐後，帶著種種沖擊的她徘徊在放棄或堅找之間，最後她選擇在藝術抗爭的道路上再出發，2024年繼續協助高志活將「恥辱柱」及其他藝術品帶到歐洲議會前及於荷蘭國會的新聞發布廳之中舉辦海外香港藝術文化研討會，試圖「擴大他者的聲音」。

同年Loretta於匈牙利展出《as Far, as Exile》與6位捷克藝術老將合作，當中展出一封4米高的家書，她提及自己的奶奶不識字，且患有失智症，奶奶終其一生都無法讀懂。這種「文盲」與「離散」的疊加，加上2023年初的婚禮成了她與奶奶的最後一面，讓Loretta徹底成為與故鄉斷裂的流亡者。

六年後，她對「剃頭」符號進行了再詮釋：這一次，她幫丈夫剃頭。這象徵著抗爭力量從個體向他者的傳遞，以及在長期流亡中建立共同體（我地）的覺悟。

記憶對抗遺忘的長征 

Loretta分享自己從一個「港豬」覺醒為「抗爭者」，再演變為「流亡行為藝術家」的過程。在長期社會運動中，藝術成為抗爭的表達形式、記錄抗爭歷史的媒介，也牽起了分散在各地的抗爭社群。

從「我」到「我地」，藝術不再是精緻生活的裝飾品，而是紀錄真相的載體與抵抗遺忘的武器。這是一場漫長的長征，Loretta用身體與行動證明：即使離散、流亡在異鄉，仍然可以持續行動、重建記憶，為人權倡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