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穗妮（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執秘）
攝影／蘇雅慧（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專員）
好民透過4月份的「人權視角─市民影展」，共思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侵權行為，如：勞工所受之壓迫、性別認同遭受的不被尊重、婚姻平權路上遭受的恐嚇、種族歧視、不當使用國家機器干預公民權與言論自由等。
影展安排了《禁愛嫌疑犯》、《天注定》、《殺了七個人之前》、《白色王子》四場放映，每場皆安排與談人進行映後座談。首登場的《禁愛嫌疑犯》，以詼諧調性探討種族、同志、宗族、反恐、人權等多重議題，由兩位住在美國布魯克林的黑人穆斯林男姓青年主角生活，貫穿全片。他們彼此相愛，他們販售非回教宗旨的聖卡以籌措學費，種種行為挑戰著宗教戒律，卻也顯現出弱勢族群在經濟架構下的困窘；而誤被聯邦探員盯上的過程，也凸顯政府對特定種族執行安全檢查的針對性思維。
社會的集體標籤化與排除機制
在映後座談，由苗博雅 （政治／新媒體工作者）談集體進行標籤化的問題。優勢與劣勢並不那麼絕對，每個人在自己身上都能找到優劣之處，阿苗以自身為例，「會念書」、「家庭小康」、「漢人」等身分，在俗成價值觀中屬於強勢，「同志」、「生理女」等身分在某些時刻就較為劣勢，而社會大眾確實經常對弱勢族群，設定標籤與框架。
在片中，「黑人」、「穆斯林」於現今美國仍屬較弱勢身分，兩位主角遭受的日常待遇，即是社會的「排除機制」。
（備註：即便全球穆斯林人口眾多，伊斯蘭世界掌握石油命脈，但觀察一個國家的國會組成，便可知悉該國強弱勢族群的趨勢，穆斯林議員在美國國會中的占比相當低。）
同性戀者的親密表現被眾人側目時，常常與被側目的異性戀者意味不同，也常被質疑其戀愛活動場域的不正當性，比如二二八紀念公園，是早期台北男同志社交據點。在批評「怎麼可以在公園」前，回推現象背後的形成原因，正是因為被家庭場域排斥（或無法說出口），才會往外發展。
又如移工處境，多數較難在家中/室內進行社交活動，才會在電話通訊、群聚外活動表現得更為活躍，卻又引起「愛玩」「偷懶」等負面觀感。先在既有架構中排除特定族群，在特定族群發展出自己的生態後，才又非議其「不正常」，這樣的惡性循環，除了同志議題、移工議題，生活中還有許多的排除機制等待大家覺察。
被鎖定的族群 更靠近成為罪犯的那一步
發生在片中兩位少年身上的，除了排除機制的不正常循環，亦有犯罪的標籤化。在布魯克林的黑人，被冠上犯罪率高族群的框架，片中兩位主角被探員盯上，絕不是隨機，現實生活中亦有黑人到院子講電話，被埋伏警員誤以為掏槍而射殺二十多槍身亡；在許多國家，公權力總針對特定族群做盤查，但事實是，更多的盤查會「發現」或「製造」更多犯罪。
打個比方，若警方鎖定台北市仁愛路上的帝O社區進行全面性監視及盤查，社區居民就會被放大犯罪率，公權力也就更有理由指出社區犯罪率高。但數據只能顯示被查獲的數量多少，卻不能顯示沒被查獲的數量，甚至是被製造的數量。
主持人燕琪也針對片中性行為違反宗教戒律提出看法：回溯宗教的脈絡，過去人們認為性的高潮是接近上帝的時刻之一，為控制信徒前往天堂的途徑，性行為因此成為戒律之一；不去了解教條設定的原因而盲從遵循，某種程度是接受了集體迫使的暴力。
觀影的民眾也紛紛表述感想，有人延伸分享曾在中東的卡達機場，見到安管人員對黃種人的和善，以及對中東人的嚴格檢查與鄙視態度；有人提到在片中看見「忠誠關係的要求」，不論是國家與人民，或家長與青少年，最沒有束縛的，或許只有大聲唱出諷刺歌詞的街友了。
阿苗再回應，沒有某種身分的我們，或許就不會遇到某些事，所以願意同理才更為重要。在第一場次的放映中，以好民搬家後的新空間，開啟了市民們的交流與對話，後續的三場播映，邀請大家持續參加！
「人權視角─市民影展」其他場次資訊：
地點皆在好民文化行動協會新址：台中市西區民權路53巷10號，敬請線上報名。
《天注定》4/14(六) 18:30-21:15
與談：洪敬舒（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
《殺了七個人之前》4/18(三) 19:00-21:15
與談：林欣怡（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
《白色王子》4/21(六) 19:00-21:00
與談：薛化元（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