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與 光合基金會 共同包場放映《大濛》。感謝昨天來參與的朋友們、以及台灣威權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林家田理事長與政治受難者家屬、還有一位特別的來賓～林承志先生，他的祖父是台灣首位留美哲學博士、前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教授，這位教育家在二二八期間遭特務帶走後就此下落不明。
映後座談由好民文化行動協會林芳如理事長進行，會後她表示，原本寫的講稿是想細談電影裡頭的白色恐怖歷史，但是想一想，決定 從大時代的女性無法說出口卻默默的承擔來談起，因為「比較少被好好說過的是——留下來的人，是怎麼活下去的」。希望藉此，讓大家來一起沈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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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映後座談的發言稿：
大家好，我是好民文化行動協會的芳如，我們協會每年在台中辦理自由路上藝術節，藉由藝術與文化活動，讓社會大眾瞭解中台灣在威權統治時期人權受侵犯的故事，「女性觀點」一直是我們的藝術節著重的觀看角度。
今天站在這裡，我其實有一點小心。因為我知道，現場可能有一些人，這些記憶不是電影，而是自己的人生、家族歷史的一部分。
所以我不想替任何人下結論，只想分享一個我自己觀看《大濛》的位置——那是一個女性的、比較靠近生活的觀看。
一切如常卻又不同於往常
在威權時期的歷史敘事裡，我們相對所知的，是那些被抓走的人、被判刑的人、被消失的名字。此外，我們也會去記得在何年何月何日哪個政策執行了，因此世界就此劇變了。
但是，有一個重要的狀態很少被仔細思考、敘說：
留下來的人，是怎麼活下去的？
她們怎麼感覺，日子開始不一樣了？
其實，感覺到原本的日常開始變得不一樣了，不會是從某個確切的日子開始。即便宣佈戒嚴後，每個區域的緊張狀況也都不一樣，因此可以說，每一個家庭、每一位經歷那個時代的長輩，感受到的改變時間點都不同，也有其特殊的意義。
比如，半世紀前，當台中的張鴻標醫師將台灣重要藝術家黃土水的《甘露水》大理石雕像帶回家藏起來時，他們全家的日常，就開始因為「甘露水姊姊」到來，而變得不一樣了。
從民主到威權的感受，就是：
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但其實，什麼都改變了！
看見女性家屬的承擔
回到《大濛》，我想繼續說的是「女性的承擔」。
很多女性，其實沒有被關、沒有被判刑。
可是，她們承擔了很多很多。
她們承擔的是長期的恐懼，
是說不出口、也不知道能跟誰說的羞辱，
還有為了孩子、為了家庭，必須讓自己「看起來一切正常」。
這些經驗很少被寫進歷史，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
而是因為她們的承擔讓一切社會看起來都很「正常」、不夠戲劇性。也正因為這些痛苦對她們個人而言非常真實，仍常在夢裡出現、在晚年出現。
看《大濛》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這部電影裡，有多少情緒其實不是爆發出來的，而是被壓住的呢？
片中的女性角色，很多時候不是推動事件的人，
但她們卻是最大的支持力量，支持想改變社會的家人、最後也支持了自己。
然而，這個支持的背後是一連串的艱難選擇：她們選擇理解、等待、忍耐，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替整個社會把日子撐住。
這不是軟弱，而是在一個不公平的結構裡，被迫練成的一種生存能力。
所以如果從女性的角度來看，《大濛》不只是一個關於國族大歷史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在大歷史之下，誰在承擔了家族的生命史。
活下來的女性，她們承擔恐懼，卻不能說；
承擔失去，卻不能哭；承擔歷史，卻沒有被寫進去。
歷史忽略的，是也同樣承受苦難的女性。
她們要繼續生活、照顧孩子、面對鄰里，同時把恐懼收好，把疑問吞下去。
歷史很少記錄這些，因為它們看起來太日常、太安靜。
但正是這些「安靜」，讓整個社會在那樣的年代裡，沒有崩壞。
甚至因此，有些人會誤以為，「以前的台灣比較不亂」。
所以，當我們思考到威權統治下的「政治受難者」，不要忘記廣義來說，承受苦難的還有家屬，甚至整個家族。
因為，她們承擔的不是某一個瞬間，而是一段很長、很模糊、
甚至連自己都不確定能不能被理解、何時到達終點的時間。
如果轉型正義只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卻沒有去問「是誰承擔了接下來的日子」、「她們怎麼過日子的？」。那其實是一個不完整的轉型正義。
沒有行動不代表沒有選擇
如果我們用女性的角度去看，會發現這些看起來「沒有行動」的時刻，其實充滿了選擇。
那是一種為了不讓事情變得更糟，而做出的、非常困難的選擇。
這些經驗不一定會被寫成歷史，但它們一直存在在生活裡，
也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也許《大濛》提醒我們的，不是要把一切都理解得多完整，而是要不要為這些經驗，留下被聽見的位置。
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給大家，特別是今天第一次接觸這段歷史的年輕朋友。
當我們看這樣的故事時，能不能先不急著理解，而是先學著尊重那些仍然在承擔的人？學著去聽那些願意說出來的人，因為能說出來，並不是容易的事！
最後我想說，也許不同世代能做的事情不一樣，但至少今天，我們願意坐在一起聽、一起看、一起感受，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請務必相信，這件事對台灣人來說，真的並不容易！
謝謝大家。
